程 实
金融危机就像电影《梅兰芳》里那个被王学圻演活了的十三燕，明明属于自己的时代已然过去，却又对曾经风云叱咤的舞台恋恋不舍，欲走还留之间，谁也不敢拍着胸脯断定这个“过去时”不会在各种机缘巧合的化学反应之后变成又一个“将来时”。在危机触底、经济寻底和市场筑底的过程中，周期转变的力量在不同空间拉扯出一个个不对称的“分化”镜像，让本就模糊的复苏之路变得更加风云诡谲。此时不期而至的G8峰会，能让未来变得更加清晰一点么？
从1975年的G6到1976年的G7，再到1997年的G8，富国俱乐部就像扶不起的阿斗，被寄予了许多希望，却从未有过惊天动地的故事，最近几年更是被市场视作乏善可陈的鸡肋。当然，G8本身的成员构成、制度安排和非约束性本质已经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实质性作用的发挥，但在笔者看来， G8影响力的式微，某种程度上还因为发达经济体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并未真正共同经历过“艰难时刻”，长期繁荣削弱了整体改革和相互协作的必要性，不同利益取向和复杂的博弈关系让共同决策和共同行动变成了虚伪的口号。
金融危机改变了一切。源自发达经济体并给富国俱乐部整体形成深远打击的危机带来了政策协作的必要性，如果说去年的G8峰会由于正值危机高潮，各国自顾不暇而未能产生应有的成果，那么在今天这样一个危机渐去的过渡期，G8似乎有心情、有能力、也有必要形成一定实质性的突破。至少在化解“分化年代”所带来的一系列波动风险面前，G8应该有所作为。
这种分化体现在三个层次：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的走势分化，实体经济内部的结构分化和金融体系内的信号分化。G8峰会中可能传递的信息对于理解和判断分化的未来发展趋势将不无裨益。
金融危机正在逐步恢复并企稳的核心论据在于，一系列与危机演化息息相关的标志性高频数据大幅度好转。反映信贷紧缩情况的TED利差，反映市场情绪的VIX指数，反映风险偏好的花旗风险回避指数和反映金融体系整体状况的彭博美国金融条件指数等指标，都已恢复至去年9月危机升级前的水平，部分指标甚至好于2007年8月危机爆发初期的水平。但经济危机企稳见底则稍稍落后：欧美主要经济体的季度经济增长率这个核心指标依旧处于负增长状态，就业状况仍在不断恶化，前期大规模救助政策的效果集中显现可能要到下半年，金融领域恢复将对实体经济产生滞后的利好作用。这种分化可能带来新的风险，即金融机构过早地进入“再杠杆”过程，而实体经济的滞后恢复可能将无法及时为金融体系的再扩张提供有效的真实需求，这甚至可能进一步引致金融危机的反复。实际上，近来部分欧美金融机构已率先开始了重启高风险业务的尝试。如此背景下，G8在加强和协调金融监管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对于防止经济金融分化背景下金融风险的“再积累”十分重要。
实体经济内部的结构分化也有三个层次：其一是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分化，根据IMF最新预测，前者今年将可能经历3.8%的GDP收缩，后者则将收获1.5%的小幅增长；其二是发达经济体内部的分化，虽然IMF最新预测显示2009年发达经济体都将同步衰退，但美国2.6%的衰退幅度要好于欧元区和日本，而且2010年美国和日本将可能率先实现正增长，而欧洲则将继续深陷衰退泥沼；其三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内部的分化，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表现将明显优于非洲、中东欧和南美，而金砖四国也在分化，中、印的增长态势明显优于俄罗斯和巴西。三个层次的实体经济内部结构分化使得全球范围内整体和局部的政策协作必要性进一步突显，G8峰会能否形成发达市场整体与新兴市场整体和不同局部的政策协作的指导性纲领，并在内部形成发达经济体各自政策的协调机制，对于未来世界经济在结构分化中实现共同增长和结构改善十分重要。
金融体系内的信号分化体现在7月以来的两个最新动态：以TED利差和金融条件指数等代表实际金融情况的指标在持续好转，但代表市场情绪的VIX指数显示市场信心在下降；美元指数在80点附近小幅震荡并未延续3月底以来的贬值态势，但同期油价却突然大幅下跌。金融体系内的信号分化意味着市场波动风险正在增强，市场对于货币政策退出和美元主导地位的感受和预期具有较大不确定性。美联储已在最新报告中显示了减少定量宽松政策的潜在意向，彭博的分析师预测综合系统更显示有近14%的专业人士认为美联储有可能在年末加息。此时的G8峰会，有利于发达经济体在货币政策退出事宜上形成更加统一和协调的方案，化解市场的过度担忧，并对第二轮刺激计划的可能性形成更加理性的预期。此外，G8峰会如果能够对油价偏离与美元的长期关系及其脱离供需基本面的现状提出预警并形成或多或少的共同应对战略，将是减小全球能源市场风险的意外收获。
总之，已黯淡了很久的G8，在“分化年代”可能有不一样的故事，读懂这些故事，不仅需要体味“大宣言”背后的“小意义”，还需要结合当下危机向复苏过渡阶段的三重“分化”背景。
（作者系金融学博士，宏观经济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