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的气候鸿沟

　　《印度时报》7月11日社论

　　全球的气候鸿沟

　　G8领导人与另外一些国家领导人在意大利名城拉奎拉达成了一份协议，要求采取行动来应对因人类活动而产生的全球变暖效应。然而，在如何分担责任问题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存在着深深的鸿沟。G8要求那些刚刚走上发展之路、人均排放量远远低于他们的国家承担确切的减排量，这是严重不公平的。

　　更让人不安的是，尽管G8已向世界其他国家口头保证：到2050年G8成员国将减排80%，然而，这一承诺既没有即刻和短期目标，也没有一个路线图，甚至连具体的基准年也不清楚。而发达国家则要求发展中国应首先削减其排放量，发展中国家则期望富裕国家短期内将排放量减至1990年的40%。

　　就目前来看，如同低排放、低增长存在关联一样，高排放、高增长之间也存在关联。目标设定者不能忽视这一点。只有在上述关联被打破的情况下，他们才能够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具有约束力的减排目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已制定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这一点包含在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中，根据这一原则，不同国家可据各自的经济增长状况或GDP以及历史责任承担减排量。框架公约也承认，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排放量相对较低，而且他们不得不应对扶贫、温饱以及卫生保健等社会和发展需要，在保持一种可持续性发展之前，这些国家将不受强制性的减排限制。

　　因此，有充分的理由反对对发展中国家实施作为总量与交易机制组成部分的歧视性碳关税。尽管碳关税不会对人均排放量产生任何实质效果，它却会减少GDP，增加贫困。

　　（张金翠 编译）

　　亚洲挑战美国“绿色霸权”

　　《时代周刊》7月9日评论

　　亚洲挑战美国“绿色霸权”

　　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下月将要举行三方峰会，讨论三国如何共享他们的资源和技术，开发新兴的绿色技术并使之商业化。有谁知道，这种成功的合作能够产生什么样的世界一流产品和工艺？

　　事实上，日本已在混合动力车技术上领先于美国。中国正作为电子汽车、太阳能和风能方面的领航者出现。韩国在有利于环保的方面尚无见树，但此现状即将改变。韩国政府拨款310亿美元资助27个绿色技术的研究，包括非硅太阳能电池，生物燃料以及碳收集、存储和处理。

　　这种不寻常的国际合作并非单纯为了减少碳排放和节省地球上的资源，这真是一个讲究实际、聪明的动议，把日本和韩国的高技术与中国的制造能力、广阔的国内市场以及庞大的外汇储备相结合，从而创造出一个后危机时代、低碳世界中一个令人敬畏的行为体。

　　东亚将赢得这场绿色竞赛吗？已在碳交易方面领先的欧洲在这场竞赛中投入甚多，尤其是在循环经济、太阳能和风能方面。日本、中国和韩国也有一些脆弱的问题需要解决。最易引起争议的问题之一可能就是知识产权保护。

　　东亚在低碳时代对经济领导权的追求有可能推动美国——当然也有欧洲——加强他们在绿色技术上的参与。太空竞赛催生了今天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诸多技术进步。同样，绿色竞争也将在低碳产品和工艺方面催生技术进步——在这场竞赛中，成为世界上真正的赢家。

　　（作者：香港TEG公司合伙人、资深财经评论员凯撒·伯侃尼 张金翠 编译）

　　请给印度多一些耐心

　　《经济学家》2009年7月9日评论

　　请给印度多一些耐心

　　连印度财政部内的经济学家也认为，只有激进的改革，印度才能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而7月6日公布了的预算忽视了这些经济顾问们所建议的大部分措施。相比预算案的内容，印度的实际政策更为关键。有三个方面值得期待。

　　首先就是国大党是否会兑现其预算案中所提出的少许改革。例如，提高化肥补贴效能，将补贴直接发给那些贫穷的农民而不是幸运的化肥制造商；到明年四月，印度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征收商品和服务税；政府还必须出售机械制造厂、矿厂、化肥生产厂以及其他国有企业的股权——以经济顾问们所建议的规模出售。

　　所有这些将有助于印度的第二项测试通过——支撑住公共财政。印度经济减速主要是私人消费偏低的结果——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去年下降了一半。只要印度早已过度扩张的公共财政能在危机消退时得以补救，通过减税和福利支出给予消费者的救济从短期来看是明智的，然而，在经历了本预算案中政府支出增长36%后——紧随去年的选举预算和三个经济刺激一揽子计划——据估计，今年的财政赤字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其中包括预算外项目。印度政府没有说明如何和何时解决财政赤字问题这一点，比其在改革措施上的三缄其口更让某些投资者担心。

　　第三项测试是印度政府的意图。由于政治原因，本次预算案没有采纳经济顾问们的愿望清单，然而，在公布预算后的采访中，财政部长慕克吉仍然为愿望清单背书。难道印度政府希望实现的自由化进展要远远大于其公开的承诺？（张金翠 编译）

　　《金融时报》7月9日评述

　　中央银行回归黄金和美元

　　对于中央银行储备管理者——7万亿美元外汇资产、主权财富基金的监督者来说，过去的教训是明显的。自新兴市场发生危机的1998年后，中央银行外汇交易资产至去年已增至4倍。伴随着增长的信心，主权资产被从美元、政府债券和黄金转移至更高产出的货币、信用、以及股票工具。“政府发起企业”房利美和房地美是这一潮流中最主要的受益者，中央银行持有的“政府发起企业”的债务从2001年的1000亿美元到去年1万多亿美元的高峰。商业银行也随着中央银行存款膨胀起来，在同一时期从4000亿美元升至14000亿美元。

　　对于中央银行储备管理来说，教训主要有以下四点：第一，流动性大的工具更有用。利益最大化是金融市场安全的补充，中央银行要慎重考虑他们的投资组合。第二，在危机中，没有可替代美元的货币。实际上，大多数银行需要更多的美元。并且，这些美元需要投资在最安全的金融工具中，如美国国库券。 第三，回报较高的领域仍是有价值的目标。高产出、政府担保的债券仍有吸引力。美国政府需要重审他们对美国房屋机构的政策，若保持原有形态，外国中央银行是不会参与的。第四，黄金仍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金融资产。在过去的数月，中国报道其官方黄金储备增持450吨，多于英国、西班牙和欧洲中央银行在过去六年联合卖出的量。然而尽管有如此大规模的增加，中国的黄金分配也仅仅是从不到1%上升到1.6%，相比欧洲和美国仍显不足。

　　在危机中，中央银行发现他们的新财富与其维持市场和支持全球银行系统的功能相矛盾。在未来对抗经济危机的战斗中，“超额准备金”、美元、黄金都应被视为有用的反危机工具。

　　（作者：瑞银投行的主权客户服务部全球总管泰伦斯·基力 贺艳燕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