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明
在金融危机频发的多事之秋，必然伴随着各种形形色色的多边谈判机制的复兴与嬗变。然而，相比在二十国集团会议、金砖四国会议，7月8日至10日在意大利拉奎那召开的八国集团峰会却显示了这个延续了30多年的富国俱乐部在加速步入下降通道，对当今全球经济事务越来力不从心。正如媒体对本次峰会关注更多的是贝卢斯科尼丑闻般的花絮、而非会议最终出台的实质性承诺一样，本届八国集团峰会达成的成果实在非常有限。
由于次贷危机的暴发深刻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新兴市场国家作为一个群体，其重要性上升到能够与发达国家群体“掰手腕”的地步，在这一背景下，所谓的八国集团峰会与金砖四国峰会的意义都仅仅局限于一个集团内部而非全球范围内的博弈，真正具有全球意义的或许是二十国集团会议。然而，二十国集团参与者太多，难以形成集体行动。因此，未来更具意义的多边谈判机制，可能是这次八国集团峰会首创的8+5模式。随着新兴市场大国的加入，八国集团作为传统全球多边谈判机制的重要性将不断下降。所以有人走得更远，认为G8如今算不得什么，未来真正重要的经济行动要看南半球和东方。
本次八国集团峰会上达成的最重要制度性成果，可能是主要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形成了关于气候变化的共识与长期承诺，即全球平均气温的上升幅度不应超过工业化前水平2摄氏度，八国集团将与其他国家一起，到2050年使得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至少降低50%，且届时发达国家排放量至少降低80%。可是看似如此雄心勃勃的减排方案，却即刻遭到舆论的广泛批评，认为其远远不够：第一，参会各国并未明确设定基准年份，即2050年的排放量应该与哪一年的排放量相互比较。基准年份如果向后拖延，就等于放松了对各国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约束；第二，本届峰会并未设定更具实际意义的中期排放目标，即2020年之前的减排目标。中期减排目标的模糊将给今年年底召开的哥本哈根会议增添更多变数。更何况长期排放目标对于当前这一代人事实上缺乏约束性，恰如凯恩斯所言，“长期内，我们都死了”；此外，发达国家尽管不愿意给出明确的中期量化减排指标，却非常热衷于对新兴市场国家提出量化减排要求，这一双重标准具有鲜明的推卸责任、打压对手的色彩。
峰会达成的另一项制度性成果，是参会各国支持旨在加强金融监管与建立市场规则的莱切框架，表示将在二十国集团的框架下推动更多国家的参与。莱切框架的核心思路是，为了让市场获得可持续的繁荣，在经济活动中必须遵循正当、诚信、透明的原则。该框架提出在以下五个层面的制度建设：公司监管、市场诚信、金融监管、税务合作以及宏观政策与数据的透明性。尽管莱切框架看似无所不包，“一切英雄尽在我毂中”，然而它的最大问题也在于此。由于宽泛，就难以形成具体实施细则；由于缺乏细则，各国达成的承诺就是不可置信的。到未来就每个领域制定具体规范时，相信各国之间还是会经历非常痛苦的争吵与角力。这种试图“毕其功于一役”的XX框架式做法，往往陷入无疾而终的困局。
让笔者更为关注的，是八国集团峰会对全球危机、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发展趋势的认识，因为这一认识背后蕴涵了下半年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结果不出人所料，峰会达成的共识是，危机依然在持续，目前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的复苏趋势依然非常微弱，不排除未来实体经济继续下行的可能性。这一判断背后的含义自然是，现在还不到全面实施退出策略的时候，各国应该继续维持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
各国政府的判断自然具有相当程度的合理性。尽管金融市场从今年3月以来已显著反弹、金融机构去杠杆化进程告一段落；尽管二季度各主要国家的若干宏观经济指标均开始回升，然而全球范围内的失业依然严峻，这就意味着全球范围内的消费状况短期内难以得到改善。目前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转暖更多是拜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所赐，且主要靠政府公共投资引致的投资增加来驱动。一旦扩张性政策的效力消失，而真实市场需求依然一蹶不振，那么全球经济很可能在V型反弹之后再次下滑，正所谓近看是V，远看是W。正如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罗默夫人所言，目前最大的风险是罔顾1929年至1933年大萧条的教训，过早实施紧缩性政策从而扼杀了经济复苏的“嫩芽”。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这一判断背后的潜在风险。在次贷危机暴发的两年时间以来，我们这个狭小的星球上已新增了约5万亿美元的货币供应，而且还附加有近5万亿美元的政府支出承诺，而这个星球的GDP不到60万亿美元。我们很难相信，一旦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复苏，各国政府能够及时收回流动性以避免通货膨胀压力的上升。各国中央银行都不愿意冒“扼杀经济复苏”的风险，这注定了各国央行对通胀压力的反应是滞后的。何况历史经验显示，在通货膨胀率显著上升之前，在空前宽松的信贷环境下，首先会发生一轮资产价格上涨。如果各国央行再继续恪守“货币政策不对资产价格作出反应”的陈旧信条，那么这一轮资产价格的涨跌循环可能是规模空前的。如果应对不当，我们将先后迎来市场与经济复苏——资产价格泡沫——通货膨胀的洗礼。如果本轮经济复苏不是由市场需求驱动的、而是政府刺激计划驱动的，那么世界经济可能将面临短期复苏、中期滞涨与长期低迷的风险。而这又可能催生更多的形式化且低效率的多边谈判机制。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金融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