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涛
早在金融危机暴发前，包括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内的一批西方学者和官员就开始反复向世人灌输一个论调：高储蓄率的中国通过出口累积了巨额外汇，然后将其投资于美国债券，这反过来又压低了美国利率，从而推高资产泡沫；而低储蓄率的美国面临日益扩大的贸易缺口，不得不向中国借债融资，最终双方被牢牢捆绑在一起。但从长期来看，这种国际收支不平衡关系终将难以维持。因此，美国人应当学会存钱，而中国人则应当学会花钱。
本次金融危机似乎使这个预言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应验。去年第四季度以来，中国拉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之一的出口突然失速，保增长的重任因此更多落在了国内消费和政府投资肩上；而美国最近半年来个人储蓄率在持续显著上升。
美国并非没有高储蓄的传统。从战后到90年代初期，美国个人月度储蓄率长期保持在较高水平，特别是在1973年至1975年、1981年至1982年、1984年至1985年几个阶段，持续超过10%。但在金融创新浪潮的不断席卷下，从90年代末开始，美国个人储蓄率持续阴跌。2001年10月，即上一次经济危机期间，美国个人储蓄率首次出现－0.2的负值，此后数年基本稳定在2%至3%上下。2005年1月至2008年8月期间，大多维持在1%以下，2005年8月再次出现了－2.7%的负值。尽管联邦基金实际利率高达4%至5%，这一时期却成了美国历史上储蓄水平最低的时代。
金融危机暴发后，情况急剧变化。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的统计，2008年8月开始，美国个人储蓄率从0.8%的低位急升，到今年5月已达6.9%，为过去15年以来最高水平。
笔者认为，导致近期美国个人储蓄率急剧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美国政府的扩张财政。通过减税、提高养老金福利等方式转移支付，美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在过去几个月有了明显提高。仅在5月联邦政府就慷慨解囊向民众一次性支付了130亿美元。美国政府的本意是希望以此促进消费增加——今年一季度以来美国消费信心的确开始复苏，但令白宫始料未及的是，大部分新增的个人收入却转化为了储蓄。
因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清醒意识到，现在政府给他们发钱，绝不意味着持久性收入的增加，这些平白得来的意外之财今后将不得不以税收形式返还给政府——而这正是经济学上著名的“巴罗－李嘉图等价”所揭示的真谛。而这从实际数据中也可得到印证：尽管5月美国居民收入增加了1.4%，但同期消费仅仅增加了0.3%，剩余部分大多转化为储蓄。
此外，去年8月以来美国消费物价指数的大幅回落，特别是汽油价格从每加仑4美元跌到最低1.5美元，大大降低了美国民众的消费支出成本，在客观上为收入中更大比例转化为储蓄创造了第二个可能。
有分析人士预言，今后几年美国个人储蓄率很可能超过10%。不少人甚至深信，美国人的消费习惯已从此彻底改变，这将对美国经济产生深远影响，包括减少对中国资本的依赖。但笔者认为，这种判断过于乐观。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在布什任内的2001年6月和2003年5月两次减税后，美国个人储蓄率也曾短暂提升，但随之而来的是重新回落。
受一些客观因素限制，美国储蓄率偏低这一事实在长期内仍难以彻底逆转：
第一，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民众的持久收入很难明显提高。
第二，增加个人储蓄以削减美国财政赤字和降低贸易逆差并非美国民众的天然义务，事实上，他们也不大可能会有这么高的“觉悟”。对于美国民众而言，危机中增加储蓄、危机过后大把花钱完全是种本能反应。除非美国金融机构的贷款和信用卡业务今后受到明显的政策规制，或美国社会保险、医疗保险等保障制度走向市场化，否则美国民众的消费模式不大可能出现自发性根本纠正。
第三，当美国民众意识到美元大贬值不可避免，或通胀即将来临时，他们不但不会增加储蓄，反而会尽快将手中的钱花出去，由此将大大加剧货币流通速度，形成恶性循环。就目前而言看，美元贬值仍是个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趋势。美联储对待通胀隐忧的态度暧昧，而美联储善于对付通胀的神话也早已被事实戳破了。这一切都将弱化美国民众长期储蓄的信心。
第四，如果这一场危机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L”形或“W”形调整过程，不排除美国政府将出台第二轮大规模财政刺激方案。在此期间美国个人储蓄率若持续上升，无疑将大大抵消财政刺激的力度，甚至使美国陷入凯恩斯所指出的“节约悖论”（Paradox of Thrift），对经济复苏反而造成羁绊。对此，美国政府势必会想方设法来刺激个人消费，包括提供各种消费补贴等办法，从而反过来挤压储蓄空间。
因此，笔者的看法是，美国个人储蓄率上升很可能只是短期现象。若未来数月没有新一轮财政刺激方案配合，这一指标将逐渐回落。至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美经济脱钩的可能性不大。
还需要强调的是，判断中国民众是否真的学会了花钱，以及美国民众是否真的学会了存钱，应在正常年份，而非仅仅在危机过程之中。
（作者为宏观经济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