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贵
2009年已经过半，假如要给危机背景下主要大国的经济表现打分，中国尽管难称独秀，却不输给任何西方大国。如果不出意外，握有最多金融资源的美欧，今年下半年可能迎来疲弱的复苏，不过全年负增长或成定局。一向为美欧经济打气的IMF也承认，经济复苏预期增强并不意味着经济已经复苏，全球经济和金融依然存在巨大风险。而且不容忽视的是，IMF这类国际组织关于世界经济增长预测的精准度日渐降低。经济学家们看起来很严密的报告对广大市场主体的影响似乎也在减弱。人们格外关注的是经济危机下失业率的变化。偏偏美欧今年以来的失业率居高不下，6月，美国的失业率高达9.5%，与欧元区5月的失业率平齐。奥巴马甚至预计，年底美国的失业率将会攀升至10%。所以，尽管有人声称看到复苏“嫩芽”，但市场可不相信这些描述。
相较于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疲弱表现，中国依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成功地避免了经济的持续下挫，经济基本面渐趋稳定。从上半年的经济数据来看，中央关于经济发展正处于企稳回升关键时期的判断，既客观又不乏审慎。一季度6.1%的GDP增幅尽管不大好看，但环比增长速度却从0.1%反弹至1.5%；二季度GDP同比增长速度回升至8%的可能性已非常大。当然，中国经济的恢复性增长，消费和投资功不可没。例如，一季度6.1%的GDP增长构成中，消费对GDP的拉动就高达4.3个百分点，投资为2.0个百分点；1至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了16.4%，比去年同期加快3.7个百分点；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则增长了32.9%，非国有投资也增长了33%，社会投资信心有所恢复；尤其令人欣喜的是，工业“去库存化”快于预期，显示工业生产将结束增速大幅下降阶段。至于一向极为倚重的出口，尽管至今年6月已连续第八个月下滑，但6月出口环比增长7.5%的数据显示，出口最坏时期可能很快结束。假如外需能够企稳，则全年经济增速还有可能超过8%。
当然，推动中国经济走向复苏，不能依靠简单的粗放式投资和天量信贷营造的表面繁荣。在这场危机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次的情况下，经济复苏绝不是一两个经济事件就能带动的，也不能依靠对经济预期的乐观解读。正如温家宝总理在近日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所指出的，经济出现向好的势头，并不意味着困难时期已过去，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固，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不利影响并未减弱。因此，判断中国经济是否真正复苏，不仅要看投资的即期效应和消费支出是否持续增长，更要看制约经济复苏的一系列约束条件是否真正正在解除，特别是要看与中国经济日益联动的美欧和日本经济能否走出低谷。否则难免短视。
另一方面，局部领域业已呈现的风险苗头也在提醒我们，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并非最优策略组合。先得承认，假如没有上述经济政策的及时出台，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还真有可能跌到5%以下，失业率大幅攀升或将难免。因此，作为非常时期经济迈向复苏通道的现实选择，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作用不容否定。只是应当看到，驾驭中国这样一个巨型经济体，既需要决策层面对经济困难局面时娴熟的导调技术，更需要一个能使经济保持增长活力的发展机制。
谁都知道，中国在危机面前之所以拥有较大的回旋余地，主要得益于长期量入为出的居民消费模式以及国家对财富的有意识集中。但在“全民补贴生产”的增长模式下，长期积累的矛盾却在不断增大，宏观经济风险也在日渐累积，经济内外失衡加剧的局面尚未得到遏制。而今，作为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直接产物，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以及上半年高达7.37万亿元的新增信贷，可能带来的经济失衡状况进一步加剧以及新的资产价格泡沫累积的风险，一点也不容忽视。事实上，在中央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方案中，仅仅资产投资一项就占到90%以上，用于支持社会福利设施和刺激消费增长的开支甚少。而对投资的偏好又将直接导致产能过剩。事实上，与中国工业长期平均增速相比，今年以来，工业总体产能利用率水平不到70%。另一方面，尽管资产价格回升有利于经济复苏，但今年以来房地产价格的变化与宏观经济基本面并不一致，新一轮房地产泡沫又被吹起。对此，决策层不可不防。
笔者认为，决策层在政策调控中应尽力避免陷入凯恩斯主义的经验思维，亟须着力提升政策投放的精准度和有效性。尤其是大众热望的就业与收入增长，应是经济困难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出发点和立足点。众所周知，劳动力市场往往是经济周期的滞后变量，质量较差的经济增长不仅难以带来就业机会的实际增加，还会恶化劳动力市场；而在产能本已过剩的背景下，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加剧这种局面的可能又将大大增加。假如外需难有实质性好转，则天量信贷极有可能导致通货紧缩。若如此，企业盈利前景势将黯淡。
基于此，宏观经济政策的下一步应在切实评估既有政策中长期风险的基础上，针对中国经济长期以来积累的诸多矛盾，在稳定经济基本面、巩固传统产业竞争优势的基础上，早日形成经济战略转型的整体性框架：着力改善投资结构，增加研发投入力度，合理分配金融资源，推进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提高民生福祉质量。彻底摒弃资源型、粗放型的经济发展范式，加快实现从资本与外需驱动的成本推动阶段向依靠技术与消费驱动的内生性增长阶段转变。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