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北京香山，是个休闲锻炼的好地方。住在北京二十年了，也只有近几年，登香山的次数才多了起来。但每次去，途中看见那么多原本辉煌精致的寺院建筑群，被八国联军焚毁得只剩下残垣断壁，心情总不免沉重。

　　那些残垣断壁，使中国人想起自己历史上的屈辱，西方人的傲慢和野蛮。当然，也有中国历朝统治者长期傲慢的原因。如果不是清王朝自负到以“天朝上邦”自居，拒绝接受对外部先进的文化思想理念、科学、发明和技术，画地为牢，闭关锁国，怎会有后来的衰落和屈辱？

　　过去200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人由自负走向了自我贬低和懦弱，以欧美为主体的西方的自大和傲慢则走向了顶峰。他们将《旧约全书》中弥加书的教义：“行公义，好怜悯，存谦逊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几乎忘得一干二净。

　　自负必然傲慢，傲慢必生偏见，偏见就会无视现实而陷入狭隘的封闭之中。特别是当中国历行改革开放，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上崛起时，西方的偏见更加浓烈。他们一手建立的持续了几百年的国际秩序，不容挑战，更不容像中国这样早被其边缘化了的国家轻易突破。迄今，欧盟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近日一系列中国企业按市场原则投资西方资产与资源性企业的失败，尤其是刚刚由“老欧洲人”对中国铝业入股澳大利亚矿产企业力拓的主动毁约，就是很好的证明。

　　西方人也许忘了，为了寻求资源，他们大肆入侵新大陆，圈占掠夺殖民地；为了拓展市场，他们肆无忌惮地武力侵占并瓜分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为了控制能源，他们以莫须有的借口发动一系列战争；为了在自己一手制造出的泡沫破灭后的金融危机中逃生，可以几乎毫无成本地放手印发纸币，而置他国资产的安全和利益损失于不顾。但等到后发国家按西方所制定的市场原则，在等价交换的基础上入股他们的企业时，他们要么将经济问题政治化而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制止，要么策略性地加以利用而最后主动毁约。这算什么逻辑？

　　的确，作为西方俱乐部的OECD，占了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三，拥了不可一世的军事力量，掌控了全球主要的贸易通道。尤其是柏林墙倒掉后，西方的乐观和自信更是达到了极致。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1992年出版了那本《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单从书的名字上，就足可看出是多么的自负，自负到仿佛一夜之间，自由民主就可以超越任何文化和文明的障碍。那位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享廷顿，在1993年出版了《文明的冲突》，傲慢到将柏林墙倒后的世界格局上升为文明的冲突，坚持认为：“我们命中注定要与我们不同的人产生冲突。”如此的傲慢和偏见，几乎完全遮盖了宽容和谦逊这两个决定了西方崛起的核心价值观，也完全忘记了“美国自己作为一个国家的经历就是结合了很多民族成为一体，这一点证明了文明并不一定冲突。”

　　而另有西方有识之士已经强烈意识到，曾经的发达和辉煌因为自负、傲慢与偏见走向了衰落，曾经的衰落因为重拾宽容与谦逊而走向了再次崛起，“是历史中不断再现的命题”。“谦逊之所以伟大，在于它使我们意识到我们拥有怎样的宿命；谦逊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使我们知道如何去接近并成就我们的宿命。”

　　尤其对有效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来说，没有宽容和谦逊，只有亨廷顿式的“冲突”，断然不会有新秩序建立的和平渠道与方式，如此，则人类将再次陷入大范围的战火之中。这不仅是对人类成长史和智慧的极大嘲弄，也是西方对几百年来被自己奉为普世价值并在全世界大肆渲染和推广的核心价值观——自由、民主、平等、公正、宽容、谦逊、信仰——的极大讽刺。

　　既然是新秩序，就不同于过去和现有的秩序。而已有国际秩序是西方主导的，新秩序则必然有新兴发展中非西方国家参与进来，而且话语权和决策权逐步加大，以至于可能同西方平起平坐，西方也就必然要让出一部分空间。否则，就谈不是什么新秩序。

　　然而，从越来越严重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到重大多边国际协商机制的低效甚至无效，我们看到的是更多西方的傲慢与偏见。可见建立国际新秩序会是何等的艰难。这一过程将是对全人类智慧的考验，尤其是对西方精英们勇气和真诚的极大考验。像我的一位朋友最近一再强调的，如果秩序被通俗地界定为“自由加不自由”，则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主要取决于西方少一些恣意妄为的“自由”，多一些宽容与谦逊的严格自我约束的“不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