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

　　兼职教授

　　近几年来，美国一些州政府试图跻身金融市场监管，而且居然还颇有成绩。比如，马萨诸塞州政府追查高盛，迫使高盛花钱消灾，出6000万美元了结此案。再比如，AIG巨额亏损之后，其高管大拿奖金的黑幕，也是州政府揭露出来的。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各级政府机构趁势调查华尔街，其中又以纽约检察长办公室最为卖力。州政府自诩是急公好义，但联邦政府却拼命阻挠，理由是：资本市场的相关法律是联邦法，必须由联邦政府机构来执行，地方政府不得染指。6月29日，美国最高法院做出判决，对金融监管的地盘之争给了个说法。科莫诉结算公司协会一案的裁定是，各州有权按照其本州的法律监管全国性银行，即便州政府执法与联邦政府在此领域的执法有重叠之处。

　　判决一出，纽约检察长安德鲁·科莫欢欣鼓舞，连称这是“全美消费者的重大胜利。”可惜，开始此案的纽约州前检察长埃利奥特·斯皮策无法享受胜利喜悦。这位曾被视作美国英雄的人物已因私生活丑闻而身败名裂。

　　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也备感欢欣，说是“最高法院的判决是纳税人的胜利。”最不高兴的是金融寡头们。他们聘用律师为其代言。麦克德莫特、维尔和埃默里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斯蒂芬·瑞安就跳出来反对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说是其决定“会对全国性银行的能力产生负面影响，使其无法在全国范围内推出统一的金融产品”。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华尔街制造和推销金融产品向来是全面开花，打大仗、打乱仗，次级债更是五花八门，千奇百怪，而且完全在监管视线之外。但一提监管，华尔街就主张统一监管了。因为如果各州政府参与进来，那么华尔街就得同时应对各个州政府，此乃兵家大忌。华尔街不怕强权监管机构，与威权政府总是打得火热。华尔街最怕各路人马奋起抗争。

　　科莫案是一场长达四年之久的诉讼。2005年，纽约州检察长斯皮策立案调查花旗集团、摩根大通和Wells Fargo等几家银行的贷款业务。这几家银行区别对待白人、黑人和拉美裔人，黑人和拉美裔款要付更高利息。斯皮策办公室向银行发函，要求提供相关情况。银行坚决抗争，由结算协会与货币监管办公室出面，一同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制止纽约检察长的调查。联邦地区法院和联邦上诉法院均判结算协会和货币监管办公室胜诉。但诉讼到美国最高法院之后，颠倒的历史又被重新颠倒过来。

　　按照美国1864年的《国家银行法》和2004年之后布什行政当局通过的法规，美国联邦政府有权随时查视银行记录。该查视权（visitorial powers）归联邦政府所有，州政府不可搅局。是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尼·斯卡利亚帮了纽约州的忙，他一口咬定，纽约州检察长并非在行使查视权，而是在行使其执法权力，并没有染指联邦政府的“查视”权力。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都是饱学之士，而斯卡利亚又有第一刀笔美称，至少是保守派法官的第一刀笔。科莫案中他又有好词好句：“即便是通过云遮雾绕的历史镜片望去，我们仍然可以看清立法者的意图。”按照立法者的意图，查视权并不涵盖纽约州检察长所发的信函。按照美国行政法原则和宪法原则，法律由相关行政机构对其做出解释时，法院通常尊重该解释。但也有例外：倘若立法者的意图明确，则法院尊重立法者的意图。克拉伦斯?托马斯大法官则认为，立法者意图不够清楚，有多种解释余地。既然是有多种解释，那么必须尊重行政机构的解释，也就是尊重货币监管办公室的解释，将州政府拒之门外。托马斯大法官代表自己和另外三位大法官撰写了反对意见。科莫案最终以五票对四票通过。

　　在大多数国家，中央政府官员比地方官员水平高。美国也一样。美国地方警察侦探与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不可同日而语，联邦调查局的普通侦探都是法学院毕业的研究生，而地方警察侦探大多没有上过大学。尼克松从法学院毕业后一时找不到合适工作，有人劝他何不暂且到联邦调查局先干一段时间。可见联邦调查局门槛之高。不过今天形势有了很大变化。各州政府，至少是部分州政府，顺应时代发展，走到了联邦政府的前面。在与烟草公司的斗争中，州政府是冲锋在前，屡败屡战。在保护环境方面，加州政府和纽约政府也走在了联邦政府前面。小布什担任总统以来，联邦环境局站在环保的对立面，阻挠各州限制汽车排放量的规定。

　　如果联邦机构管资本市场管得好，那么将州政府拒之门外还情有可原。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詹姆斯E·蒂尔尼就说，“联邦政府对银行的监管缺失，那只有靠州检察总长加大工作力度，保护消费者权益，并打击歧视行为”。这样的法律教授在美国不多，在世界各地也不多。看来华尔街的工作还是没有做到家，没有能够收买詹姆斯E·蒂尔尼教授。

　　华尔街和其在政府内的代理人心里清楚，要是联邦政府管好了资本市场，哪里会有规模如此之大的金融危机呢？所以他们矢口不提监管本身的是非曲直，只提州政府是否有权监管。法律的许多问题都是这样。而归根结底，法律背后的事实会起到主导作用。如果资本市场联邦机构监管得好，我怀疑斯卡里亚大法官是否会判纽约检察长胜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