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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出版人，更多是文化人，光有经济的头脑，没有文化的追求和抱负是做不了的。但在今天向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如果一个出版人不懂市场运作的话，也是有缺陷的。好的出版人，应该集文化的责任、抱负、能力和商业运作的智慧于一身。” 责任与抱负，亦是他的动力。
⊙本报记者 温婷
三言两语话不多，事情已帮你一一安排解答妥当，低调却实干；这便是一手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出版集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老总陈昕。
已经不是第一次走进他被书填满的办公室了，这不像总裁的工作室，倒像是大学的资料室。里外两个套间，除了必要的办公家具外，满眼就只是各种各样的书了。
“这些书你都读么？”我有些怀疑，而陈昕已经及时进入了专业化的应对状态。他似乎总能准确地把握到你想知道什么，甚至不等你把话说完，就已经将答案娓娓道来。不强势、不闪躲、不巧言词令，令采访者貌似轻松，正像他用来形容自己最多的词“坦率”一样。但他的底线滴水不漏，牢牢守着一个自己的空间，使你得到的答案满足却也迷惑，真实的陈昕似在对岸。
从不读书到爱书
作为中国第一代由市场经济催生的出版人，陈昕的经历几乎反映了上海出版现代史的变迁，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种种探索。
1968年，16岁的他自愿报名去黑龙江参加上山下乡，20岁时又入伍进入了革命熔炉。那时的他挑水只能挑两个小半桶、又因为家庭出身入不了团，这无疑都给这个一身热血的青年浇了一头冷水。这段看似与出版毫不相关的经历，却对他日后的职业走向产生了决定性的意义。至今回想起来，陈昕仍笑谈这是他最怀念的一段时光。
陈昕身上有种韧劲，干任何一项工作都要做好，虽然艰苦的部队生活也令他厌倦过，但一旦要做，不服输的牛脾气就上来了。这和他后来挑起世纪出版的担子时一样，虽然也会瞻前顾后；但一旦看准了的东西就不怕。
在黑龙江的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当时所谓出版界还受到严格的政治意识形态控制，青年人对于学习都有些厌烦，这在陈昕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他的父亲是从美国回来投身新中国建设的，1955年院系调整成为交大的教授；母亲也是老师。这样的家庭环境对于作为长子的他要求更高、压力更大。在这种情况下报名参军，陈昕笑谈道：终于可以不读书了，有种被解放的感觉。
但那个年代，职业的选择不是人生设计，更多源于种种机缘巧合。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工作实践中，陈昕突然意识到掌握知识的重要性，又重新燃起学习的愿望。于是，在黑龙江的最后两年，他开始狂热的阅读各种图书。受理工科家庭背景的影响，他的梦想曾是做一名科学家，但在那个非议丛生的年代，重拾数学、物理却让他感到了压力，于是陈昕的阅读兴趣开始转移，频繁接触基本社会科学和马列主义丛书，并最终定格到了政治经济学领域。
那时候，每周日他都会到县里的新华书店去，几乎所有人都认识他了。当时出版和引进新书很少，偶尔遇到些新书他都赶紧买来，甚至晚上点了油灯蜡烛也要读掉。当时所有经典作家的书，都在部队里读了个遍。
陈昕还写作。其时，与团里的宣传干事聊天时，他笑言希望将来写一本书，像父亲一样，被历史记住。当然，他不单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还帮助更多人实现了同样的愿望。
多读书
1977年，陈昕复员回到上海，但希望分配到税务等经济实务一线的愿望并未实现；反而因为部队的笔杆子经验，被安排到了上海人民出版社。文革时期，上海新闻出版局已被撤销，所有的出版社集中汇总为上海人民出版社；整个出版系统，也就是这样一个大社。
对于陈昕这样一个初中生而言，编辑是一个高不可攀的职业。而没有任何经验的陈昕因为“文革”后“清查工作”的需要，被安排到了组织处。工作之余，他又翻开了早已读过几遍的《资本论》重新学习；老领导说：就让这个年轻人多读些书吧！于是，直到出版社改为上海出版局，陈昕也一直留在组织处。
但做了一段时间后，陈昕又主动要到资料室去。别人顿觉奇怪：“在组织处整天和领导干部在一起不好么？”但陈昕自有打算，他希望能从资料工作起步，最后成为一名编辑。1979年初，陈昕得偿所愿，被调至资料室编辑《编辑参考》，另外负责管阅览室。
这下可成全了他。当时出版局的阅览室，保存了文革以前上海所有出版社出的好书的样书，陈昕一头扎进故纸堆，把国内外所有经济学家的书读了个遍。随后写成论文，立意大胆，竟被社会科学院的《社会科学》杂志发表了，一下引起轰动。领导提出要把他调至宣传部，但他拒绝了……“我那个时候还是想多读书，”陈昕说。
就这样在一片不解的目光中，陈昕在资料室一待就是两年。1981年上海要成立学林出版社，虽然只是一家小型出版社，但希望能办出一些味道；于是考虑从出版局研究室抽调编辑。依靠自己的经济学背景，陈昕成为了学林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经济学出版编辑。这也成了转变他命运最重要的一次契机。
辗转出版业
陈昕说：学林是一个机会。如果到大出版社去，我的进步可能没那么快，对出版的感觉不一定出得来。而到学林，编辑都是独当一面；哪怕你还没有经验能力，也必须在工作中迅速成长起来。
一上任，陈昕就敏锐地感到，此时正值改革开放全面展开的时候，国民经济的运行正在发生变化。相对于传统的国内经济学研究来说，现代经济学的方法开始逐步引进到中国，这对新的经济学者是个机会。
陈昕紧紧抓住这一机会，周身于复旦大学、上海社科院、华东师大等一批青年学者的研讨会中，认定这会是将来经济学的发展方向。1984年，陈昕提出要编一套青年学者丛书，他写了一万字的立选报告，力荐与他同岁的陈琦伟的《国际竞争论》，在包括作者在内的将信将疑中，1986年此书终得面世，并于次年获得孙冶方经济学优秀著作奖。
陈昕说：经济学家都是一代代成长起来的，只是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这一代被我碰上了。接下来，陈昕一路转任上海三联书店作副总编辑、总编辑；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副总编辑、总编辑；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等，中国最好的经济学家林毅夫、张维迎、樊纲等，无不都是他所编丛书的著者。陈昕在经济学家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时任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总编辑时，面对扭亏为盈的重担，陈昕历时两年，针对香港进入后过渡期的经济发展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状况，设计了十套丛书。香港方面希望他能够留下来，此时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的空缺也正虚位以待。陈昕的理智和敏感又在这个显现出来。他认为香港尽管当时在与国际交往方面占优，但市场比较小，内地反而有更多机会。
出版人是文化人
1993年，陈昕又回到故乡上海。
一年之后，他开始起草关于在上海组建出版集团的方案；并在十五大提出文化体制改革任务之前，连续三次带团考察欧美日几乎所有的出版集团，思考适合中国的出版集团发展路径。1999年2月，中国第一家出版集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成立了。
陈昕一手创办的世纪出版，自2003年被中宣部列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以来，一举一动都成为业界热谈的范本。2005年1月25日，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转企改制完成初步任务。
如今，对于广受关注的出版产业改革和上市问题，大家的眼睛也都瞄着陈昕。但他却沉得住气。在他看来，上市时机的选择要看企业自身的发展，盲目抢占先机并非必要之举。目前世纪出版正致力于数字出版等新业务的发展，一旦新的盈利模式稳定下来，能够保障融得资金进入新业务领域后取得快速发展，就会在适当的时机以适当的方式上市。陈昕希望能够实现整体上市，但也不排除个别前景很好的项目具有单独上市的可能性。
昔日的经济学理论积淀，如今终于在经营管理的第一线派上了用场。陈昕对企业管理有自己的一套，他仍将专业化定位为集团以后发展的方向。他指出：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广电、出版、传媒、甚至通讯都呈现出日益融合的趋势，当昔日的平台优势不复存在，传媒业的未来仍将是内容为王。从这点来说，出版产业特有的内容提供商角色将独具优势。同时在新业务领域的开发上，他从不耽于吸引风险基金和投资人进行业务合作。这种编辑图书时的开放与大胆也引入了现代企业的经营之中。
执掌世纪十年，但和某些出版集团老总不同的是，陈昕对出版第一线那种赤子情怀始终未变。他始终饯行着自己关于“出版人”首先是“文化人”的定位，始终坚持内容才是出版行业的灵魂，内容创新也是出版创新的基石。这大抵缘于他本身就是个书迷。
陈昕如今的办公室，一半用来陈列世纪出版的样书，供他浏览审阅，定期转移更新；而里面的半个房间，则用来放自己的藏书。对于他来说，书已经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Q你最尊敬的人物是谁？为什么？
A汪道涵先生。道涵同志是很好的倾听者。对文化工作高度重视。我们经常一起逛书店、谈古论今，交流对书的看法。
Q你自认为是一个偏向自由还是保守的人？或者对什么都无所谓？
A综合体。很多人从我引进书的内容看，认为我的改革创新能力很强，思想解放。但我同时也很严谨。我并不认为现代经济学所有的方法都适用于中国，但一定要了解，引进的时候要把握好度。
我为很多书写前言，会告诉读者学习时应该借鉴什么，注意什么。
Q你是否经历过什么叫“背叛”？如果有，什么时候？
A生活中没有大的背叛；在商言商的过程中也有这样的事情，但很正常。
Q你接下来最想做什么？
A现在太忙了，希望能稍微轻松一些，静下心来思考文化的未来。
但同时也有一种紧迫感：要注重出版集团长远规划的制定、以及选题的布局；希望任内能够完成这些工作的规划，即使将来不在这个岗位了，这些文化建设的重要工程也能够延续。
Q你最同情什么？
A……对弱小群体、未受命运青睐吧……
Q你最恐惧什么？
A性格所致，没有什么恐惧的
Q你最不想忘记谁？最不想被谁忘记？
A母亲，母爱是最伟大的，母亲对三个孩子要求都很严格，但也很慈爱，把我们作为生命的所有。
刚成人时，（19）74、（19）75年希望能写一本书，受父亲著书的影响，希望写一本书留下来，被历史记住。现在肯定能被历史记住了，没有强烈的愿望要被别人记住。
Q最让你后悔的一件事是什么？
A有小小的后悔和遗憾；特别后悔的事儿没有，人生无悔。
Q你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是何时？
A一是去黑龙江上山下乡，当时是主动报名要求去的，从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到离开时有了人生的第一次体验，养成吃苦耐劳的精神；并学会如何对待艰苦的生活、对待逆境。我所有的社会科学知识、人生观价值观，几乎都是在军队的大熔炉里学习和获得；留下了太多美好的记忆。今年5月份，上山下乡的100多个知青还举行了大聚会呢！
第二是来到学林出版社，这是一个机会，也奠定了我的职业选择，我是真正爱好出版这个职业，这也是个好的舞台。我心底有一种热爱感，这使我放弃了很多机会，愿意投身在这个岗位始终不放弃。
Q你最欣赏的男性的品质、女性的品质？
A男性的阳刚、拓展；女性的包容、理解。
我不喜欢女性也是拓展、张扬的，即使做事业的女性，也可以是包容、并可以团结起众人的。
Q对青年人的建议，对青年出版人的意见？
A要成大器，就要看得更加长远一些。
对于青年出版人来说，要有誓当文化脊梁的使命追求。把为文化建设做贡献作为至高的使命和终身努力的方向，但也不否认年轻人会有各种困难和问题，要追求切身的利益，但希望能够把二者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