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

　　这次对话之所以特别引人关注，除了层级与议题有很大提高之外，在笔者看来，更重要的一点在于，以合作与对话的方式，取代上世纪以对抗与遏制的思维方式，来化解各种矛盾与问题，很可能是21世纪处理双边与多边关系，乃至全球性难题的最优选择。而从经济层面看，由于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将对未来经济运行的相关模式，甚至是市场效率，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凭什么这么说呢？

　　大部分从上世纪走过来的人都知道，整个20世纪，从一战，到二战，再到二战后的冷战，一百年间，国际社会几乎都处在一种不同阵营之间的相互排斥与敌对状态。这种对抗与遏阻，从经济角度看，势必会造成以下这两种后果。而这样的结果，其实是最不合理、最不协调，最不经济的。

　　首先，不同阵营之间以对抗方式进行交往，其结果是代价最大、效果最差。在整个20世纪，敌对阵营之间只有对抗与遏阻，很少谅解与沟通，双方甚至动用最极端的军事手段来解决问题。后果是，不仅酿成了有史以来的最大伤亡，而且也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引发了前所未有的人类灾难。如果统计20世纪的生命与财产损失，相信那个天文数字，是以往任何时候都无法比拟的。

　　其次，以对抗与遏制的方式，来对待不同文明、不同经济体，其结果也是十分野蛮、不公正、不人道的。综观整个20世纪的历史，在发达经济体与欠发达经济体之间，不仅有战争与掠夺造成的贫富差距，更有通过不公正的制度安排，对欠发达经济体进行的长期掠夺。比如，发达经济体在长期榨取新兴经济体的资源与剩余价值的同时，又利用各种手段对新兴经济体设限，使全球经济格局，特别是利益格局严重失衡，成为上个世纪留给后人的最大问题。

　　现在，历史早已进入21世纪。

　　本世纪与上世纪最大不同是，这是一个网络时代，一个扁平化时代，一个利益共同体时代，任何一方的问题都有可能影响全局。因此，任何试图采用以强凌弱的吓阻办法，或者采用敌对孤立的办法，来牟取特殊利益，都是行不通的。只有用对话协商的方式，以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为原则，照顾彼此的关切，才能找到最优或次优的解决方案。由此出发，在处理双边和多边，以至复杂的国际关系时，也有两种趋向值得关注。

　　一是对发展程度不同的经济体，在利益关系的把握上，要充分考虑各自所处的发展阶段。任何脱离历史与现实的做法，都是难以奏效的，也是很难找到谈判交集点的，更不利于发现机会、创造机会，找到互利共赢的最佳路径。这一点不仅适用于新兴经济体、欠发达经济体，同样也适用于发达经济体。比如，美元的问题，就是如此，不仅和美国有关，也跟全球经济与金融结构有关，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从两方面下手。

　　二是对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的经济体，在处理双边和多边关系时，也要充分考虑各自的特点，照顾彼此的关切，特别要充分尊重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在此基础上作出的各种制度安排。因为文化的多样性就像生物多样性一样，是社会经济生活最基本和最坚实的基础。没有文化多样性，就没有多元的社会生活，也没有充满活力与各种可能性的经济生活。这一点，不仅对新兴经济体如此，对发达经济体也是如此。因此，充分尊重多元文化，将是有效处理双边和多边经济关系的重要前提。

　　基于这样的历史格局，21世纪的经济运行模式，显然要发生变革，要改变上个世纪由经济霸主主宰世界的做法，改变压迫与反压迫、剥削与反剥削的对抗性思维模式，把世界当作一个彼此不可或缺，相互联系、优势互补的整体，在制度上做充分的调适。只有这样，才能找到合作共赢的机会，找到谈判的最佳路径，找到最优或次优的经济安排，实现人类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落实到具体的市场层运作面，可以预期的是，将会因此发生许多重大的制度调整和新的安排，避免盲目的市场力量对经济生活的过度干扰，以及通过市场之手来瓜分新兴经济体或欠发达地区的资源与财富。这是被动的一面。主动的一面，将会创造更多投资机会，使全球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充分有效的配置。面对这样的新格局，现在要做的是，用对话性思维替代对抗性思维，拿出更多新办法来，自强不息，顺应新世纪历史发展的大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