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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邱家和
从当代艺术追溯“红色经典”
作为“文革”美术史专家，王明贤坦承，他涉足“文革美术”研究，是从研究当代美术史开始。早在“85新潮美术运动”中，他就与高名潞、周彦、舒群、王小剑等一起合作了当代艺术史专著，1988年写完，1991年命名为《中国当代美术史（1985—1986）》出版，去年改名《85美术运动》修订再版。
他透露，引发他回过头去写“文革美术”的动因，是与那些著名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交谈中，看到了“文革美术”与传统的官方美术的不同：传统的官方美术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几条，僵化、保守、枯燥；“文革美术”却带来变革，与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类似，强调对传统的反叛，对官方美术的消解。
“红色经典”独具研究价值
他表示，他主要做研究工作，从研究、写作需要出发收集相关资料，开始个人的“文革美术”收藏。他认为，红色美术严格地说指1949年到1979年的美术，还应该包括30年代左翼的木刻，与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美术作品。社会主义美术史是20世纪的重要历史内容，中国的红色艺术，恰恰是这段历史的代表。而其中的文革美术史，也是世界美术史的一个很特殊的部分。
今年在纽约的亚洲艺术基金会美术馆举办了《中国革命与美术》的展览，展品包括100多件原作，沈嘉蔚参加今年春拍的作品也参展了，参展的还有《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黄河颂》等。展览表明，“红色经典”已经引起国际关注。他还透露，他个人收藏中有几件特别有意思的藏品，如水粉画与综合材料的“样板戏人物造型设计”，既有史料价值，又做得非常精细；还有1967年中国美术馆《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美术展展出的“红卫兵赞”群雕，他收藏的一组相关照片，都参加了纽约的展览。
红色经典中的异数
他指出“文革美术”以1972年的全国美展为标志，前面是红卫兵美术与工农兵美术，留存较少，当时大多贴在墙上，没有保存。之后，就逐渐成为官方艺术。他还强调当时的一个特殊背景：美术界掌权的人在文革中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打倒了，让一些年青的艺术家在红卫兵运动中脱颖而出，有机会显露才华。
他认为，“文革美术”的特殊之处至于：既是社会主义艺术史的一部分，又是非常奇怪的变异，有很多偶然的艺术现象，如对“红、光、亮”的追求，如对符号化的造型与浪漫主义+超现实主义的气氛的追求，几乎彻底摧毁了中国美术传统，建立了一种新的艺术形态。此外，文革初期民间媒介异常发达，官方报纸一时失语，天安门对面墙上的大字报、大标语、大幅宣传画，出现了中国美术史上最灿烂的一页，也是世界美术史上都难得一见的百花齐放。
与当代艺术关系密切
他还强调了“文革美术”对当代艺术的影响。他指出，“85新潮”时期，人们看不到世界名画原作，也看不到中国传统绘画的经典作品，许多参与新潮美术运动的年轻人只能从“文革美术”中寻找图像资源。他指出，在一些重要的中国当代艺术家如徐冰、黄永砯、蔡国强、王广义等人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文革美术”的明显影响。
同时，当代艺术又是以“文革美术”的叛逆者出现的。他因此强调了当代艺术家与“文革美术”的血缘关系。他还特别指出，“文革美术”在红色经典中有非同一般的叛逆精神，独有的艺术图式与语言，这些都引起了那些著名的当代艺术家的关注。他记得，他本人与那几个最重要的当代艺术家都交换过意见，发现他们对文革美术有特殊的看法。他指出，他们的创作无疑受到了“文革美术”的影响，可以说是对此所作的成功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