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旺
由于金本位的路径依赖，布林顿森林体系下的美元，即第一代世界货币中心的美元，可以称其为“黄金美元”，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例关系（以固体物品为基础），其他货币与美元间的相对固定比率关系，为二战后世界经济迅速恢复创造了稳定的货币体系的基础。
这种以黄金储备为背后力量的货币体系，加上美国主导下的欧洲振兴规划——马歇尔计划，美元随着欧洲振兴计划而大量外输到欧洲，欧洲美元因此产生，并开始在西欧游荡。北约国家因此从经济上紧紧地与美国捆绑在一起,成为美国综合国力的加盟力量，形成了牢固的战略同盟关系。而美元也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科技、舆论等综合实力的体现。
黄金美元存在了约30年后，由于美国滥用铸币税而扩张美元，美国国库已无法承担美元—黄金的固定汇兑关系。随着重化工业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产业，控制石油成为美国头号战略利益。金融资本与石油资本共同导演中东战争，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人类历史由此开始围绕石油和美元为核心运转（以液体物品为基础）。美国因为掌控了石油的主要控制权，美元从黄金为内在价值保障成功转换成以石油为内在价值的保障，美国因掌握了石油而掌控了世界经济运行的主动权。
由于现代农业离不开石油，掌握了石油资源，美国五大公司也从此掌握了世界粮食生产与供应的大权。进入上世纪七十年代，世界经济正式形成美元、石油、粮食为点的圆形运动。
自石油美元为世界经济核心开始，可以解析美国最近三十年的政治、军事、科技的目标以中东为指向的原因。但是，毕竟主要产地在中东，同时存在未来石油资源开采完的问题，寻找替代能源并由美国直接掌握的新能源，已经成为新世纪美元内在价值保护的战略任务。依托于太阳能技术、风能技术、核能技术、生物质能技术等新兴能源技术的掌握，美国可以主动调控粮食、石油价格，从而为本身的国家利益最大化服务。
今天，所有的新能源技术，都围绕低碳概念进行。低碳概念不仅与石油资源的枯竭有关，更与美国主动掌握的相关技术有关，特别是美元内在价值的外在依附物体的转换有关。从黄金为内在价值的美元体系看，汇率是相对稳定的，经济连续30年的繁荣因此得以保障。以石油为内在价值的依附物看，汇率是波动不定的，70年间经济的剧烈波动均与此有关。特别是日本，在经济强烈依赖石油与美元汇率强烈波动的双重作用下，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已从快速增长的国家系列中退出。
现在可以预期的是，以低二氧化碳排放为核心的新能源，将为疲软的美元注入强有力的能量。掌握新能源技术的美国经济，有可能重新排列世界经济体的“价值”创造指标。由于新技术是“复杂”劳动的体现，美国因此可以在新技术的开发、交易中获得超额收益。为了让新能源低碳技术能够顺利推广，按照资本增值的逻辑，美国将在石油产地制造事端，将石油为代表的老能源价格再次炒高。要炒高老能源，必然向市场注入资金，要注入资金必然制造危机，要制造危机，必然让老百姓消费不起，要让老百姓消费不起，就得降低其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的比例关系。事实上，2001年至2006年间，美国劳工阶层的收入增长低于经济增长，不仅是因为WTO的历史性扩大的原因，更是美国垄断资本利益安排的结果。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在此大胆预期：在奥巴马政府首期执政进入第二或第三年的时候，为了促使以新能源为号召的低碳概念（气体）顺利转换成美元的内在价值依附物，美国垄断资本必然会在老能源如石油和煤炭价格上大搞一把。因为只有让石油等垄断资本大捞一把，才会允许奥巴马政府放手实施新能源战略。同时，在低碳美元在形成的过程中，会造成美元本身的阵痛，国际间汇率可能急剧波动。美元的趋势可能先大幅贬值，再因为低碳美元成功转换而大幅升值。
面对低碳美元可能的成功转换，笔者的看法是，我们的政策取向不是为其所用，而要借力打力，为我所用。在强大的美元力量面前，示“弱”并及时预测美元未来政策取向，提出应对的更宽松政策，可能是未来一年内央行货币政策的调子。在中国经济复苏背景下，人民币存在升值压力。化解升值压力的路径，要么是更宽松的货币政策，遏制住国际资本为获得超额剩余价值而进入中国的冲动；要么强化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逐步将人民币从货币形式的美元投资，转向于因美元贬值而有升值预期的资本品。当然，无论是投资公司股权、还是直接收购大宗商品，寻找并把握美元政策出错的时机，可能是中国资本最好的时机。这种投资与人民币国际化结合，是国家资本出面，还是民间资本出面，则要看具体标的和时机。（作者系资深证券研究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