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涛
此一时，彼一时。对于中国外汇管理当局而言，目前高达2.1316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与其说是荣耀和政绩，倒不如说是一种巨大的无形压力。
说起来，中国外汇储备的高速增长不过是最近十余年的事。就在1996年之前，中国外汇储备还长期徘徊于1000亿美元下方；而1996年之后，外汇储备增长迅速驶入快车道，2006年外储跨入万亿美元大关，并在其后两年以每年平均4000亿美元的速度急剧扩张。
2008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机加剧以来，随着中国出口大幅下降和全球范围内“去杠杆化”导致美元大量流出等因素，去年10月、今年1月、2月中国外汇储备存量一度出现负增长。但今年第二季度后，随着全球经济复苏预期的转暖，大量国际短期资本重新流入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加上汇率的估值效应和外汇资产投资收益，使得上半年中国外储在国内外黯淡的经济形势下，依然增加了1856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6月外汇储备同比多增302亿美元。照此趋势看，今年外汇储备超过2.3万亿美元也并不令人惊讶。
外汇储备本身不是坏事。麻烦的是，中国外储规模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它将不可避免地引发国内外一系列连锁反应。当然，笔者并不认为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将彻底改变中美经贸关系的现状；不过，它将使得目前本已盘根错节的两国经贸关系进一步复杂化：变和不变、合作和冲突的可能性同时在增加。
首先，它的确有助于推动人们反思当前中美的增长模式，但中短期内很难从根本上改变现状。早在此次金融危机之前，包括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内的一批西方学者和官员就不断宣称，全球范围内的国际收支失衡终将难以维持下去，美国人应当学会存钱；而中国人则应学会花钱。
表面上看，从去年8月开始，美国个人储蓄率已从0.8%的低位开始反弹，到今年5月已升至6.9%，为过去15年以来最高水平。不少人据此推测，美国人的消费习惯已大变，这将减少对中国资本的依赖。笔者当时认为这种判断可能过于乐观，美国居民个人储蓄率回升，主要来自危机中美国政府实行财政刺激计划、国内消费物价回落等一系列短期因素所致，而这是不可持续的。在美国居民持久收入没有显著提高的情况下，美国储蓄率偏低这一事实在长期内难以彻底逆转。事实上，由于6月份美国个人收入下降1.3%，个人储蓄率也相应下降至4.6%。
同样，在中国社保体系、医疗体系、教育体系改革等未出现根本性改善的前提下，中国居民的高储蓄率也不可能有明显降幅。中国经济从外需驱动型转向内需、特别是消费驱动型难以一蹴而就。
其次，它有可能使中美之间围绕人民币升值的矛盾变得愈发尖锐，使得中国被迫持有更多美国国债和美元资产。据美国财政部统计，截至今年5月，中国持有美国国债总额已高达8015亿美元；虽然中国6月总体减持了251亿美元，但仍是美债最大持有国。如此庞大的美债，等于是在中美两国间形成了一种“恐怖的金融平衡”，任何一方想要马上退出都是不可能的。因此，至少在今后两年内，在美国走出危机之前，中国继续买入美债，仍是符合双方需要的。
再者，它使得中国政府不得不下决心思考改变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一超独大”的局面，而这又引发了“超主权货币”的争论及人民币国际化问题。
总体来看，中国外汇储备不断巨量累积，不仅给美国国会及一些利益集团以更多攻击口实；对于中国自身而言，外汇占款压力和美债投资风险不断蓄积，迟早也会成为一种不可承受之重。据此，笔者以为，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借助“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S&ED）等双边高层平台，与美国进行坦诚的交流，消除误会，化解冲突，的确是很好的调整策略。在美国前总统布什第二任期，中美两国间共进行了5次战略经济对话和6次战略对话，由此也使得布什第二任期成为中美政治经济关系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笔者相信，在美债投资、人民币升值等关键议题上，对抗和恫吓无助于解决问题，只有沟通、对话才是弥合分歧的最根本办法。
不过，看起来分步骤、有阶段地将人民币推向国际市场是更要紧的一步。从地域上来看，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有一个先周边、再区域、最后全球的渐进过程；从货币职能上看，人民币国际化也存在一个从计价和结算货币到国际储备货币的自然演变过程。目前，中国采取的务实策略是，短期内推动国内试点城市与港澳地区及东南亚实现跨境结算；中期内在上海、深港等地区建立境内离岸金融市场；而远期目标则是资本账户全面开放，力争使完全可自由兑换的人民币成为各国乐于接受的国际储备货币。
当然，要想真正消除中国居民的“低储蓄恐惧”根源，推动国民经济真正转向内需为主，就必须下决心推动相关的制度变迁。
（作者为宏观经济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