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福重
热钱正引起学术界和管理层越来越大的关注，在资本流动受管制的条件下，这是容易理解的。热钱曾直接导致1997年亚洲部分国家的金融危机，也是一国资本市场剧烈波动的根源之一。热钱的泛滥更冲击着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给央行的决策增加了难度。因此，管理层特别是央行，必须对热钱的规模有个大致准确的估计。遗憾的是，中国热钱的规模有多大，几乎成了一个谜，令决策者左右为难。
首先是，计算者们的口径有很大差异。目前主要的计算方法有三个：
一个是“残差法”。这也是世界银行估算热钱的方法，即用国家外汇储备的增加量，减去贸易顺差，再减去FDI （外国直接投资）的净流入量，剩余的部分，即残差就是热钱。这个方法的原理是，中国实行结售汇制度，企业对外贸易赚取的外汇，即贸易顺差，都要卖给央行，形成国家外汇储备，而通过FDI进入的外汇，要通过正常渠道换成人民币，最后也形成国家的外汇储备。外汇储备大于顺差和FDI之和的部分，就不是正常渠道进来的钱，可以认为是热钱。这个方法有明显的漏洞，它实际上假定企业对外贸易和FDI中不存在热钱，这当然是不现实的。
另一个是“误差与遗漏项”法。与第一个方法类似，以央行编制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误差与遗漏项”，来代表热钱的规模。具体说就是，如果为正，表示有热钱流入；如果为负，表示有热钱流出。这个方法的毛病是，“误差与遗漏项”里边有统计误差，这个误差可能与热钱有关，也可能毫无关系，仅仅是技术失误所致。把误差和遗漏当作热钱是不恰当的。
再一个是“分渠道估算法”。鉴于前两种估算方法可信度差，不少学者主张从热钱流入渠道去统计，把从贸易渠道流入的、通过直接投资渠道流入的、通过外债渠道流入的三方面热钱规模加总，就可以得出热钱的大致规模。这是目前最被认可的方法。只是渠道过于复杂，难以跟踪，很多时候是否热钱也难以鉴别，因此计算成本太高，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鉴别如此困难，是因为热钱流入的方式和方法五花八门：
比如在贸易渠道，有进出口价格虚报、预收货款、延迟付汇和假贸易合同等等；在非贸易渠道，可以通过运输、旅游、广告、咨询、法律服务等项目导致的收付行为，为热钱流入提供便利；通过个人项目也可以进行热钱流入。在繁多的热钱流入方法中，通过个人贸易佣金形式是最应该引起关注的。贸易佣金是个人通过贸易中介获得的合法收入。这个方法，需要与热钱输入的单位或个人先签订虚假佣金合同, 然后通过离岸账户向国内个人账户汇款, 以巧妙躲避外汇监管。
热钱在资本项下的流入方式，最传统的是“假外资”：先在境内注册成立所谓的外商独资企业，而后从外汇黑市购得外汇，再通过境外专门的兑换公司将资金汇入国内。而现在，笔者认为，地下钱庄正成为热钱进入的新兴渠道和主渠道。地下钱庄的运作方式，早已今非昔比。假设你在境外某地把钱打到当地某一个指定的账户，被确认后，内地的地下钱庄自然就会帮你开个户，把你的外币转成人民币了。根本就不需要有外币进来。
为什么连最权威的国家外汇管理机构，也不能准确估计热钱的规模？这是因为管理部门的职责范围是有限的，他们仅仅能对体制内的单位及外汇进出有权利和监测办法。当地下钱庄尚未活跃的时候，或者运作方式比较传统的时候，管理部门也能窥一斑而知全豹，但是，一切都在变化，地下钱庄也在“进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个时候，热钱规模也许已经更为庞大，但是管理部门却越来越无能为力了。
地下钱庄的存在，并非全为热钱，民间对于资金的饥渴，有目共睹，而热钱也并非全为扰乱市场而来（热钱与洗钱是两回事）。人民币虽已实现了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但规模非常有限；在资本项目，仍然实行管制。当企业获得了外汇，也有意愿去海外投资时，受到制度约束，只能求助于非正式渠道，包括地下钱庄。同样地，国外的机构，想进入中国的资本市场，以及房地产市场，也只能通过诸如地下钱庄等隐蔽方式。资金如水，总要逐利，很难阻挡。
过去我们外贸部门一直以创汇为其目标，总嫌外汇不够多，不能应付“不时之需”，而当前，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已然世界第一，发愁的是如何用。为此成立的类似于主权基金的投资机构，对外投资的成绩令人唏嘘。放开企业对外投资，利用全社会的智慧，保证外汇储备的安全和增值的呼吁不绝于耳，也渐渐被管理层听了进去，只是不见诸于行动。
经常听说，资本项目不开放，是因为我们管理资本流动的能力不够，可是，现在看来，很大程度上，这是一种倒因为果的说法。正是因为资本项目不开放，造成诸多隐蔽和非法的资本流动渠道，才使央行没有能力监管它。如果一切在光天化日之下，以央行的手段和能力，监测和管理，岂非易事？
有人说，热钱冲击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后果严重，不可不查。且不说查的难度太大，单说股市和房地产的剧烈波动，究竟是否热钱引发，就是个问题。社保基金眼下已经退出了股市，在房地产市场上，央企主导的房地产公司，让地王频现，难道热钱有这个能力和胆量？在这个市场上，到底谁是先知先觉者？
从这个意义上说，测算热钱的规模，似乎没有很大的价值。与其劳神费力，不如来个釜底抽薪，加快资本项目可兑换步伐。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融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