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震斌
第一，国际金融危机凸显了现存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脆弱性，也对扩大内需提出了新的迫切要求。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外需的脆弱性迅速暴露出来。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外部需求大幅减少，导致我国实体经济尤其是沿海地区的实体经济受到较大冲击，并呈连锁反应态势：首先是我国出口商品的需求量大幅下降，然后出口商品生产企业开始减产、停产，甚至倒闭，再接下来就是与出口相关的行业也面临经营困难，最后波及上游的能源、原材料生产企业，这对我国投资和出口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进出口行业受到的冲击最直接也最严重，原先一直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净出口，成为拖累经济增长的负面因素。特别是2008年四季度和2009年一、二季度出口额同比大幅下降，导致中国经济增速迅速下滑。中国经济增速由2007年的13％大幅下滑至2008年的9％，2008年四季度和2009年一季度GDP增速继续下滑至6.9％和6.1％，创下近10年来的季度新低。虽然2009年二季度GDP增速回升至7.9％，但仍属近几年来的较低值。
上述情况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十分明显，也十分脆弱。
这次金融海啸给我国的一个深刻启示就是，如果中国缺乏一个坚实的内部需求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无法从出口驱动转为内需拉动，一旦国际市场大起大落，中国经济容易遭受严重影响。
从未来发展来看，作为全球性经济大国，中国过度依赖外需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第二，全球经济面临再平衡，外需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将明显减弱。长期以来，宽松的信贷条件支持了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消费增速远远高于收入增速，导致欧美家庭的债务率居高不下，债务增速远远高于可支配收入及家庭财富（房产、股票）的增速。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房屋资产缩水、消费信贷收紧、失业率处于历史高位等因素，欧美等发达国家以往负债消费的模式遭受颠覆性冲击，家庭储蓄率大幅上扬。
以美国为例，自2007年年初以来，美国消费者的财富蒸发了15万亿美元，有经济学家测算，美国家庭财富完全从次贷危机中恢复过来，可能需要15年，加上失业率接近10％，这必然会影响他们的消费理念和消费模式，迫使美国人增加储蓄并减少消费。
美国家庭储蓄率的提高也是家庭去杠杆化的过程，这期间即使税收优惠政策促使居民家庭收入增长，但可能被上升的储蓄率所抵消。因此，未来美国居民家庭的消费能力将遭受重大打击。
由于美国家庭的去杠杆化将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这将严重制约其消费的稳定增长。而美国家庭消费占全球GDP的比重达17％，以其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消费支出减少将直接影响相关国家的出口规模。
由于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模式（包括发达国家的负债消费模式和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导向型模式）都面临调整，加上本次金融危机是“二战”后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已经导致全球经济陷入“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故短期内难以出现强劲复苏，未来3－5年全球经济可能陷入低速增长。另一方面，与20世纪90年代初信息技术革命引导了全球经济复苏及较快增长的情况不同，目前新的经济增长点还不明朗，未来几年全球经济还难以找到新的增长动力。
在全球经济增长可能进入较长时期的低速增长的情况下，我国出口增速难以再现过去10年的高增长势头，外需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将明显减弱。过去10年中国的真实出口增速达到22.3％，未来3－5年的真实出口增速将出现较大幅度下滑，如果未来全球经济增速为1％－2％，那么中国的出口平均增速将只有个位数。因此，我们必须未雨绸缪，积极开拓国内消费市场。
第三，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扩大内需赋予了新的内涵。我国经济已形成了“投资驱动、出口拉动”为特征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这种增长方式的最大缺陷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难以相应提高人均收入水平，进而抑制了我国居民的消费能力。
“投资驱动、出口拉动”既是对外开放条件下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表现形式，也是“高投资、高出口、低消费”的必然结果，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战略过于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在国际经济环境较好的情况下，“高投资—粗放增长—高出口—再高投资—再粗放增长”的高增长循环能够实现，但其对社会经济的负面影响——产业结构升级迟滞、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技术创新动力不足、国际贸易摩擦加剧等则不断累积。
当前全球经济景气度大幅降低，使过去被高增长所掩盖的结构性问题得以暴露，也是粗放型经济增长难以为继的重大警示。当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高增长循环后，以出口为导向的过剩生产能力难以在短期内被国内市场所消化，经济就必然面临着低增长和通缩的压力。从长期来看，产业结构升级迟滞、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技术创新动力不足等因素将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因此，只有大力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才能从根本上优化国民的收入支出结构，切实扩大国内市场的需求。
第四，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提高消费率的新阶段。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消费率呈U型走势，即消费率在快速的工业化过程中不断降低，随着高速工业化进程的结束，消费率也逐步回升。从G20的经济发展和消费率的关系来看，消费率的这一变化具有普遍的规律性。有关学者根据计量分析的结果得出，消费率的最低点出现在人均GDP为2322美元（2000年不变价），即人均GDP低于2322美元时，消费率随着收入的提高而下降；当人均GDP高于2322美元时，消费率则随着收入的提高而同步上升。
改革开放30年来，伴随着快速工业化的进程，我国消费率处于持续下降阶段，自20世纪80年代的65％左右降至50％以下，特别是自2000年以来，消费率快速下降，从2000年的62.3％下降至2007年的48.6％，8年下降了13.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投资率从2000年的35.3％上升到2008年的43.5％，上升了8.2个百分点；净出口率从2000年的2.4％上升到2008年的7.9％，上升了5.5个百分点。
2008年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2300美元（2000年不变价），这意味着我国的消费率已位于U型底部，加上国民经济的转型，我国步入高速工业化后期，未来我国的消费率有望停止下降趋势并逐步提升。
此外，今后我国将通过加速城市化进程、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加快服务业发展、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措施，激发消费潜能的释放，促进消费需求的扩大，消费需求必将逐步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动力。
第五，要抓住机遇、化“危”为“机”，成功实现中国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中国经济的本轮调整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2002—2007年中国经济经历了持续的加速和繁荣，积累了许多不平衡因素，加大了调整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迫性。因此，这次金融危机对我们一直担忧的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既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同时也是一次重大契机。危机虽然会带来暂时的困难，但由此带来了宏观政策的重大调整，将经济增长的重点从出口转变为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为我国进一步推进各项重大改革提供了新的动力和必要的压力。这将加快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国民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