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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邱家和
本土价值的认识误区：
现代化还是西化？
说到中国的“本土价值”，总是离不开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争论，许多人动辄强调回归传统文化，对此朱青生提出严肃的警示。他认为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认识的误区，那就是把中国近代面临的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错误地理解为是中西文化的冲突。他指出，传统的西方文化是在经历了现代化改造后，才取得国际强势地位转而压迫其他弱势文化的，因此，这是西方在用现代化否定自己的传统文化的同时对其他传统文化的压迫。中国当时所面临的历史课题是如何现代化，而不是如何“西化”。不能将未来发展的先机让给西方，因为西方也有传统文化，为什么西方不保持传统？在西方为什么保持传统的国家都是相对落后的国家？
他认为一味回归传统，就是陷入这种认识误区的表现。对此他提出了一系列质问：没有经过现代化的传统价值能否使一个国家富强？中国的崛起是传统价值的结果还是现代化的结果？有哪个文化可以拒绝现代化吗？中国是否能够依靠传统价值而不靠现代化与周边强国抗衡？去和发达国家抗衡进而领先于世界？这就是现代化的迫切性。
话语权失落：
理论批评家还是实践批评家？
谈到中国批评家的话语权失落问题，亲身经历过80年代中国现代艺术运动、经常参与批评家活动的他表示，他本人不做具体批评，经常不被行内当作纯粹的批评家，因此自认可以为批评家辩护。
他指出现在人们所说的“话语权”与这个词的始作俑者福柯的本意有出入，往往指的是媒体权力。对此他一方面指出批评家并未丧失这个媒体权力，还是有人付钱请他们写文章，从这一点看并没有失语，只是缺乏价值判断的权威和信誉。同时他又承认，这些媒体批评家的影响力远不如那些艺术市场的操盘人。他指出事实上这些操盘人就是批评家，只是他们不屑使用批评家这个头衔，他们用各种方式、利用甚至伪造各种数据，制造新闻，操纵媒体，对艺术作品作出评价。这一套系统非常发达，从一级市场到二级市场，在每个收藏家和市场营销机构周边都有这种批评的力量。这些市场操盘手进行着实质的艺术批评和判断，只不过他们更多地注意作品营利的程度，而不是其艺术的水平。对此，他在2007年批评家年会上提出8点建议，其中一点就是建议批评家应该组成行会，公开介入艺术品推销，获取收益的份额，加强艺术市场操盘的学术力量，只要不是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
本土价值为新方向：
传统笔墨还是新笔墨？
“策展是艺术追求的策动人，艺术运动的推动者。”朱青生似乎更注重其策展人的角色。他认为在对比窗艺廊做的新展览，就是力图推动以本土价值为新方向的中国当代艺术转型。展览的重点既不是书法也不是水墨，而是如何建立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美学观的方法来进行创作、批评的系统。他指出，目前不只是中国人在做这个系统的艺术，西方人也参与，如Hans Hartung ,Rothko , Cy Twombly，井上有一，赵无极等。这里说的笔墨，不是中国传统的书法与绘画的笔墨，而是一种新的艺术态度，那是解脱了对客观事物的描摹后的表现方法；呈现的不是表面的运动，而是深层的价值，以及艺术家的表达能力。他表示，这种抽象，是对西方的蒙德里安、康定斯基等人的第一种抽象与抽象表现主义的第二种抽象的超越。
他认为，当代艺术在中国有三大倾向：第一大倾向是写实造型和现实主义观念，出现了张晓刚、曾梵志、方励钧、岳敏君等艺术家；第二大倾向是以达达艺术观念和中国的文化符号结合，出现了徐冰、蔡国强、黄永砯、谷文达等艺术家；第三大倾向就是用中国的艺术观念和审美经验，在当代艺术中建立不同于希腊-基督教（西方）传统的人与艺术的新的解释。这次展览是这第三种倾向的尝试性的展现，体现了艺术家的一个共同的心结，就是重建中国艺术的本土价值。他还指出，上世纪90年代以张晓刚为代表的艺术家成功的关键，是他们的作品所凸显的政治的当代性；而现在艺术家们不可回避要去解决的是审美的当代性。他表示，这个展览是先做一个实验，下一步还要推到世界上去，要在英国出版有关的专著。他还透露，展览也有自己的作品，他本人追求这个方向已经做了20年的艺术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