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经济结构的呼吁历久而弥新。

　　但每次呼吁之后，结构反而进一步扭曲。比如，在金融危机之前，中央已在大力提倡科学发展观，要做到城乡、区域、国际国内、经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应对金融危机推出的“四万亿”投资计划也是考虑了民生领域投资的，但“四万亿”实施下来，原来停掉的一些“二高一资”项目重新上马，GDP增长更加依赖投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扩大，民营中小企业投资受到排挤，房价调整被拦腰斩断，高房价卷土重来，大量农民工的回流使农民收入落差加大。

　　这种现象初看起来，似乎是原来结构调整的努力被金融危机冲断了，但仔细推敲，还是利益驱使造成的。以原有的结构推进经济，更符合地方政府的比较利益，或者说这样的“盈利模式”更可行，而地方政府正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性力量，地方政府的竞争，决定了投资和大规模的园区规划建设模式有比较优势，而竞争政绩下的官员晋升机制，更加强化了原有经济结构的内在动力。

　　现在的情形是，结构调整虽有长远利益，但不是现实的利益选择。如果指望不触及现有发展模式的利益，不经过阵痛，就能顺利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在我看来很不现实。比如房地产市场，北京、上海等热点城市房价快速上涨，已造成民众与开发商甚至社会情感的对立，房地产市场政策急需“结构调整”，但住建部却认为当前要维持房价既不大涨又不大跌，不能不说这是很矛盾的。住建部如果要推进住房市场的和谐发展，要推进消费内需的持续增长，则非进行大的结构调整不可！这甚至是一场革命，是革现有房地产发展模式的命！既然是革命，就不能以房价维稳为目标啊。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各类文章中，经常提到渐进式改革，也有人提到了增量改革。即改革尽量不触及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在保持原有格局运作的同时开发新市场、新力量、新模式。比如改革开放不在上海、北京、辽宁拉开序幕，而是选择在偏居一隅的深圳探索市场经济模式。价格改革是在保持生产资料价格的计划控制同时，逐步在一些地区放开产品价格管制。企业改革模式也是在体制内企业外部派生出民营企业，然后通过民营企业逐渐对国有企业形成竞争压力。这样一系列的探索过程，都可以理解为增量上、或者叫边际上的改革。但随着新的发展模式固定下来，要对其作“结构调整”，增量改革的思路，我认为怕已不适用了，不可能存在边际上的结构调整了。

　　对比美国应对危机的一些做法，笔者认为我们需要深刻反思。

　　比如，美国金融机构在本次危机中元气大伤，但经此一役，美国重新梳理并将重建其金融制度；美国原来的透支消费模式不可持续，现在借机提高了储蓄率，贸易赤字使美国决心推动其出口经济的增长；借新能源革命推动新一轮投资增长，为经济发展和结构优化注入全新动力；甚至借金融危机的压力推动了其医疗保障体制的改革。

　　原本，在金融危机之前，中央已做出了的结构调整决策，已经推出了一些措施，但被应对金融危机的救急思维打断了。为了应对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政府大把投资，进一步加大了投资对消费的比重；国进民退，民间投资受到排挤，国有大企业和政府进一步控制了经济。而其实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本来应该是一次调整中国经济结构的大好时机，因为危机对原有的模式产生了极强的外部压力，但现在这个最佳的调整时机已经过去了。

　　要切切实实推进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就非得要有触动利益格局的勇气和决心不可。

　　（作者系国家开发银行高级经济师、金融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