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邹民生
嘉宾：杨英杰 (中央党校副教授)
邓聿文 （《学习时报》副编审）
前30年：
经济在大起大落中曲折前行
主持人：这两天央视的新闻报道，总有大阅兵的准备花絮。人们期待着60大庆的崭新气象。我们就来看看这一甲子的经济波澜。先从前30年谈起，有哪些历史的必然性在里面。
杨英杰：新中国成立六十年，经济成就巨大。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六十年都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三十年，后三十年。
前三十年的功绩在于，建成了为进一步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基本工业体系。这一体系的建立，是在以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指导方针下实现的，与此同时，农业、轻工业、服务业的发展明显滞后，也可以说这种滞后是不得已的牺牲。
历史不可以从头再来。但即使重新再来，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决定了中国还是必须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必须实行计划经济、扭曲生产生活资料价格以确保重工业的优先发展。
我们的失误是，在工业体系基本确立，特别是在核保护伞已经形成，已经不惧外来威胁会打断中国经济社会正常发展的状况下，没有摆脱前苏联模式的影响，仍然坚持计划经济的模式。
这种经济模式的顺延，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国有企业若是以一种盈利性而非公益企业而存在，就必须生长在计划经济的环境中；二是意识形态因素，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这两个因素，决定了前三十年的经济体制不可能转向市场经济。
若要真正实现经济体制的转轨，必须等待时机，正如凤凰涅槃，中华民族必须经历一场炼狱之火的洗礼，才能重新踏上历史发展的正常轨道。
邓聿文：今天回过头来总结这段历史，一条基本的经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自主地发展经济和工业。虽然这是被当时的客观环境所逼出来的，但也说明，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要搞工业化，必须立足于自己，指望外援，或者通过买技术来实现工业化，是不现实也不可能的。
当然，这30年的教训也是深刻的。其中之一是，为了工业化过分压榨了农民，致使广大农民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其后遗症到现在还在发酵。比如，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到现在都未能打破，这不仅于农民不公平，也严重阻碍了中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加剧了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
另一个值得重视的教训是，在这30年中经济经历了大起大落，主要比例关系严重失调，造成国家资源的极大浪费和经济的严重损失。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虽然在后30年也发生过，但前30年表现尤为明显。据统计，前30年经济增长率曾经历5次周期波动。其中后三次波峰年份的经济增长率与波谷年份的经济增长率，其峰谷落差竟然在15.6个百分点至48.6个百分点之间。
后30年：
高速增长波幅小
非均衡发展有缺憾
主持人：后30年是大家熟悉、也是津津乐道的地方。为什么后30年会有如此成就，又有哪些历史机缘在里面呢？
邓聿文：从1979年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与前三十年不同的新时代，除了基本经济制度还有某种继承性外，无论在市场作用的发挥，还是政府调控方式；无论在收入分配形式，还是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上，后三十年都发生了比较彻底的变化。
据统计， 1979年至2007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8％，比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速快6.8个百分点，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即当年中国GDP增量与世界GDP增量之比，1978年是2.3％，2006年上升到14.5％，仅次于美国的22.8％，居第二位。
近年来，中国经济总量连续超越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居世界第三，今年上半年出口又首次超越德国，居世界第一。
应该说，这三十年的发展环境比前三十年好很多，不仅国门大开可以引来外资，而且也享受了前三十年人口增长带来的红利。尽管如此，它不但是环境变化的客观结果，也有许多值得我们总结的经验。其中，改革、市场和私人资本的观念是几个起决定性作用的元素。
具体而言，一是确立了以市场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判断一个经济体制是否合理，关键看两大问题，即资源配置的基础方式和劳动者激励的基础方式。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正好解决了上述两个核心问题，从而为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提供了持久的体制动力。
二是大力发展民营经济。这既是一个突出成就，也是一条基本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就“特”在民营经济的发展这一点上。这也说明，今后我们应该继续大力扶持民营经济的发展，而不是一遇到困难，就搞什么“国进民退”。
三是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始终把经济建设放在中心地位。一个社会的发展首先是经济发展，只有经济迅速增长，才能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所以，始终要把经济建设放在中心地位，对此不能动摇。这后三十年虽然也有头脑发热的时候，但基本上还是没超越初级阶段的现实。
四是实行开放战略，全方位地融入国际社会，全面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如果说，前三十年我们基本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搞建设的，那么改革以来的经济高速发展，与对外开放是分不开的，外需在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始终占有重要位置。这也启示我们，为了有利于经济发展，需要积极地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
杨英杰：我补充一点，这后三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相继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继而为中国的全面改革和开放提供了物质上的基础性保障，也为中国下一步的改革铺下了第一块石头；二是围绕国有企业启动的一系列改革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基本形成。由此，刺激了中国经济持续三十年的高速增长。
以上是国内的因素。就外围的世界性因素而言，也有两大因素刺激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一是世界科技发展的梯度转移引致的产业转移。鉴于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低价位优势，发达国家中下游产业逐渐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由此带动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国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二是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更大程度上融入了世界经济，外向型、出口导向型经济形态更加明显，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
邓聿文：有经验就有教训。后三十年在经济发展中有这样一些教训值得我们去反思。这些教训包括环境代价太大，资源消耗过度；贫富差距拉大，劳工权益受损等。其中，一个迫切需要我们解决的问题是经济的失衡在后三十年里进一步加剧。
改革前经济也有失衡，但主要体现为总需求过剩，改革后的失衡主要表现为总需求不足，并出现了一系列不同于改革前的新特征，例如，通过获取外部资本来弥补国内投资资金的缺乏，从而维持增长的高投入；大量进口能源、矿产等资源来解决国内的资源短缺；将高投资带来的过剩产品大量出口，以弥补国内消费需求的不足；以及为了维持经济高增长的态势，压低工资、利率、汇率和土地成本，以降低资源投入的成本，但这也使得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的经济福利并未因此而同步增长。
未来30年：
根治分配不公 搏击经济潮头
主持人：这一甲子的事，离我们太近了，有些历史的脉络恐怕一时也难看清楚。还是看看当前和未来30年吧，这也是今天的人们更关心的。
邓聿文：当前，中国的情况是内需不足，其真正原因是初次分配不合理，劳动者得到的收入和资产太少。
中国为了经济增长而过于依赖外需的发展方式必然会造成劳动和工资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重过少，由此导致消费者需求量有限。而对中国这样一个巨型经济体来说，即使不考虑政治因素，把经济发展重点寄托在外部的需求上是不现实也是非常危险的。
因此，要缩小收入分配和资源占有的差距，就必须将现在还在通行的初次分配“效率第一，兼顾公平”的观念和做法扭转过来，变为“效率与公平并重”。这并不是要否定初次分配的市场机制，而是事实已经表明，缺乏公平的分配机制是没有效率的。
或者说，公平本身会带来效率的提高。要在初次分配中既重效率也重公平，根本而言，必须提高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农民工及城市工薪者的劳动报酬及福利待遇，建立并完善劳动者工资的支付保障机制和正常增长机制。
在收入分配改革方面，我们错过了一些很好的时机。但目前进行改革也还不晚，因为，金融危机为我们实行改革提供了一个契机。过去我们加大出口，把工人的工资人为压低，是要去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争夺发达国家的出口市场，但现在，即使再降低工人的人工成本，出口也难有起色。既如此，不如提高自己工人和农民的收入水平，收入提高了，购买力也就能够得以提高，用于出口的产品就可以不用出口而转为满足国内需求了。
总之，对解决收入分配和资源占有差距拉大的问题，我们必须从战略上高度重视，并进行细致的规划，包括打破垄断企业对生产要素的控制，消除不公平的交易机制，放松政府对要素价格的管制等。
杨英杰：我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主要表现为科技的模仿，承接科技、产业的梯度转移等。这些在今天已渐现颓势。
尽管中国发展的后发优势日渐消隐，但由于国内区域之间发展的极端不平衡，国内区域之间的科技、产业梯度转移仍能够在近期内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推进力。
而从长远计，中国必须利用这次金融危机带来的历史机遇，加大对新能源、新技术、新材料等方面的投入，以期在未来竞争中居于科技发明与创新的前列，才能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