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步入纸币本位后，可以“无中生有”创造货币的银行，就开始有着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神奇”功效，而对银行的这种神奇功效，世人的感觉非常矛盾，以至在确定什么是银行业健康的最根本标准上，往往是左右摇摆。

　　确定全球银行业好坏强弱的排序，尤其是监管框架评定的标准，最权威的，当非俱乐部式的巴塞尔银行委员会莫属。但就是该委员会，在过去短短十年里，对银行业的排名标准发生了较大的反复变化。

　　经历了自二战结束以来的长期经济增长，在上世纪80年初到20世纪末的繁荣时期，发达经济体沉浸在一片追求资产扩张与规模效应的兴奋中。为此，期间发生了两次较为集中和交易庞大的“收购兼并潮”。而这类收购兼并，不管是出于多元化经营，抑或是扩大专业市场份额，都不是通过日积月累的努力，而是指望通过并购捷径，一夜之间完成低成本资产规模扩张。人们不再相信“小的是美好的” ，转而信奉“大而安全”，要想“做强”首先要“做大”。这在银行业更为突出。花旗银行通过并购在短时间内成为庞然大物，在当时最为典型。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巴塞尔银行委员会把资产规模列为评判全球银行好坏强弱首要标准。

　　然而，在日本金融泡沫破灭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的过程中，那些资产规模庞大而貌似强壮的银行，一再出现挤兑甚至倒闭。人们开始清醒，原来资产庞大并不等于银行本身的真正坚固，也不意味着其经营能力与水平有多高，更不表明其风险抵抗能力有多强。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本金支撑，再庞大的资产规模，也只不过是纸糊的灯笼，经不起多大的风雨。于是，针对当时在银行营运中的突出风险，尤其是资产规模膨胀与资本金的不对称性，巴塞尔银行委员会从1998年起，对全球银行按资本金大小排名。

　　可是，接下来几年剧烈的金融动荡并没有对自有资本金越大，资本充足率越高，银行的风险抵抗能力就越大的假设提供多少有力的支持。尽管按资本金排名比起单纯以资产规模为标准要合理些，但相当一部分资本充足率并不低的银行仍被不景气所困扰。资产盈利能力或资本利润率不断下降，严重制约着这些银行，甚至仍避免不了被吞食的命运。资本金或资产的盈利率，这时成了竞争越来越激烈市场环境中银行生命力的最主要体现所在。由此，自21世纪初开始，巴塞尔银行委员主要按盈利水平对全球银行排名。

　　正是基于这种对银行盈利水平的不断强调与追求，发达经济体的银行寻求增加盈利水平的手段和花样不断翻新，以至于人们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比如，从起初不断扩大理财产品等表外资产规模，到后来对不合格贷款者的主动贷款销售，再到越来越不透明的将信贷资产多次证券化转移出去的手法，以至会计操纵和做假账等欺诈手段，不一而足。目的，无非是在作为分母的资产规模    既定情况下，不断提升甚至虚增作为分子的利润水平。

　　片面追求盈利率的结果，使得银行越来越变得不择手段，忽视了自身的风险管理机制和风险承受能力，甚至对整个金融市场与经济形成了越来越难以消化的系统性风险。由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不仅再一次将“资产规模越大越好”的神话完全击碎，也打破了“盈利率越高就越好”的神话。

　　在这场尚未结束的金融危机中，不管对冲基金、共同基金以及大型证券商和保险商如何倒闭退出市场，也不管政府如何努力淘汰或救助这些非银行金融机构，只要商业银行信贷问题继续恶化，就不可能看到金融危机的止步。这次危机，使全世界的人们真切体会到，银行信贷是整个金融系统的关键所在，无论是资产规模还是盈利水平，都是暂时的，都不是衡量银行业健康与否的最根本标准。在痛苦的反思中，大部分人又转向了强调银行资本充足率的重要性。

　　但我们不禁要问，这次危机后，将银行业好坏的标准再次转向资本金，就能避免危机的发生，就不会再有在资产规模、盈利率、资本充足率之间的反复变化了吗？未必！

　　只要还是纸币本位，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的道德风险就不仅不会消除，反而震荡上升。对于具体经营纸币的银行业，无论是资产规模，还是盈利能力，抑或资本金，都不是他们真实经营能力的体现与结果。无论三者之中的哪一个，都不可能真正约束他们私利的膨胀和冒险倾向。原因就是，只要中央银行能够无中生有地创造货币，就很容易走火入魔。

　　因此，对于到底什么是银行业好坏的最根本标准，在纸币本位下，真的很难确定，我并不知道答案。我只知道，此时的银行业更像是阿拉丁神灯，它既能擦出善良的天使，也能生出十足的恶魔；也像那个装着魔鬼的阿拉伯神瓶，只要拧紧和不打开盖，魔鬼就出不来，这世界还算太平。但问题是，有谁能保证那瓶盖不被打开呢？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