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动物精神视为产生经济周期的根源，其实是凯恩斯宏观经济的核心思想，但在宏观经济模型中理性预期理论体系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动物精神的概念已被现代宏观经济理论所摒弃。尤其近些年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在宏观经济分析和评估的广泛应用，理性预期假设和新凯恩斯框架中工资和价格粘性理论有机地结合，更进一步排斥了动物精神对经济波动的解释力。
然而，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最大的问题是无限地夸大了经济人个体的认知能力。近来有关心理学、脑科学等学科的研究发现，经济人个体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对现实世界认识能力具有强烈的约束，经济人个体仅能凭借很小一部分信息和简单规则来指导自身的行为。
因此，现在的行为模型理论强调与经济行为人信心的关联，依次产生了乐观和悲观的情绪波动。与此对应就是凯恩斯动物精神理论所描述的内生性周期发生。在对货币政策传导的不确定度量上，行为模型理论认为，同样的政策冲击，由于经济状态不同会有不同的效果，比如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对未来各有不确定测度，政策冲击的效果依赖于这些冲击的时间跨度的非线性表现。蕴含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真实周期理论，目前备受各国中央银行推崇，他们认为，产出和价格呈现周期运动，原因在于理性经济人在外生性干扰发生之后，不能及时调整到最优消费计划上来。价格和工资黏性阻止这种及时的调整。行为经济理论则认为，经济行为人面临着信息问题，他们不能完全理解冲击的本性，也不可能完全认知政策传导的实质。对于他们来讲理解是需要消耗时间的。所以，经济周期产生的根源是，由于认知问题的约束，致使产出和价格产生了惯性。在政策内涵上，行为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周期的波动产生于信息时滞。即使价格和工资具有更大的弹性，也不一定必须减少产出的经济周期的波动。与此同时，社会对产出稳定的愿望并没有减少。所以，中央银行不可避免地要应对产出稳定的要求，其后果注定是以减少价格稳定作为代价。
今天这场金融危机正在验证，经济体系存在着被人们忽视的渠道或机制，而行为模型理论认为，正是动物精神表现，如集体性恐惧、猜疑或者风险厌恶等因素的作用造成了消极的外部性呈现螺旋式运动状态，于是，避免不良结果的个体行为不能够被协调。这对有效市场假说形成了挑战。正是由于投资者的交易策略相互独立假设的失败，无法彼此抵消对价格的错误影响，导致系统性偏差，从而击溃了有效市场与理性经济人假设之间的紧密逻辑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所刻画的整个市场的作用机制。
比如凯恩斯的储蓄悖论。当一个经济行为人渴望更多的储蓄时，而且仅仅是他成功地做到储蓄增加，那么，他更多储蓄的决策将不会影响总产出。一旦他达到了期望的储蓄目标，就会停止增加储蓄。而当更多储蓄的动机是由于信心集体缺失引致的结果时，原本是经济人的个体行为就演变成了集体性储蓄的增加。这样，产出和收入就会下降，并且经济行为人企图进一步增加储蓄的愿望不会实现。人们储蓄意愿进一步强化，更加剧了产出的下滑，储蓄积累更不会如愿。这种情景就是协调失败：如果每个经济行为人能够明确地认识到，当所有人积累储蓄的行为同时发生的时候，他们增加储蓄的意愿就不可能实现，他们就会终止增加储蓄的行为，产出螺旋式加速下滑的局面因此而被阻止。
当银行受制于悲观情绪和极度厌恶风险时，所有银行同时减少银行贷款的行为将不会减少银行贷款组合的风险。其原因在于，一是银行间的拆借市场。当银行减少拆出资金，自然其他银行的可拆入资金量就会减少。后者就又引致他们拆出量减少，其他银行的可用资金量进一步减少。二是当银行减少贷款，企业就会陷入麻烦。然而，那些贷款减少的公司将会从其他公司购买商品和服务。结果是，那些其他公司也会陷入麻烦，不能偿还其他银行的债务，致使这些银行的贷款资产组合风险增加。接下来，他们这些银行因其贷款资产组合风险增加，而不得不加入消减信贷的集体性行为之中。这又是一种协调失败的情况。
在经济学近期的发展趋势中，经济分析方法的覆盖面，正不断扩及某些本不属于经济学范围的社会现象，如重视金融机构和家庭单位，重视人的行为等。这实际上赋予了这些因素以全新的意义。而经济学对象坐标系的改变，以及对象论和方法论相互作用的机制，将会对经济学分析方法体系实质性的变化产生何种影响，正需要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系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培训学院金融研究部专职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