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贵
很多时候，弱者最怕的就是人比形势强。
在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爆发一周年之际，当今世界最有影响的20个经济体的首脑将于本周四云集美国钢铁旧都匹兹堡，讨论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核心重大问题。世人注意到，与10个月前华盛顿峰会召开前夕的气氛明显不同，差不多已从危机之中喘过气来的美国似乎又渐渐恢复了昔日的傲慢，在议题设计中竭力避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高度关切的推进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和反对贸易保护等问题，试图在全球经济失衡、气候以及避重就轻的金融高管减薪等问题上大做文章。与美国大致站在同一战壕里的欧盟17日抛出了 “限制银行高管薪酬”、“促进就业”、“应对气候变化”等三个议题；这样，美欧与中国提出的会议目标差不多就剩下“加强宏观经济协调”这个议题了。可以预计，尽管中国等握有一定筹码的新兴经济体在本次峰会上还会受到相当礼遇，但指望美欧在自己的地盘上主动作出实质性让步并不太现实。
笔者曾多次在本栏提出，国际金融话语权的争夺注定是一场残酷的博弈。新兴经济体既要看到基于经济实力快速成长而形成的后发优势，更应冷静思考制约扩大金融话语权的约束条件。应该说，雷曼兄弟倒塌后的半年里是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最佳时间窗口，中国也的确较好地把握了这段时机，积极争取金融体系改革主导权。但由于缺少类似欧元这样一个能在此轮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与美元抗衡的杠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有心无力。而今，金融危机的乌云正在消散，心脏严重受损的美国经济慢慢恢复元气，欧洲也在作别最痛苦时期，此时此刻，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要从美欧那里分享话语权，难度可想而知。
不过，把世界经济的安危托付给G20，比系于美国一身显然要更为理性与合适。本次金融危机已表明，美国无力承担维护世界经济稳定的重任。仰仗美元霸权对外推行不负责任的经济政策，华盛顿一手制造了金融危机之后又让各国为其买单，而当金融系统止血之后又大玩过河拆桥的把戏，甚至率先举起贸易保护主义大旗。
而今，在世界热望经济迈向可持续复苏的关键时刻，本次G20峰会能否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共识与进展，值得期待。
第一，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复苏需要各主要经济体在凝聚共识基础上的继续协调行动，而非出于转移视线的目的，使出小动作来干扰峰会核心议题。
伦敦峰会表明，主要经济体在危机仍处于蔓延和深化的非常时期是最容易达成共识的。当然，全球第二金融强国英国所做的精心准备也是那次会议取得实质成效的重要因素。自那时以来，各国相继推出的经济刺激措施尽管并非最优，但至少避免了经济在衰退泥淖中越陷越深。如今，各国财经领袖均承认，刺激措施已获成效，但经济并未迎来自然复苏，因此，现在还不是退出财政刺激政策的时候。财相出生的英国首相布朗提议，明年全球仍需2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预算，而中国央行也重申将把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延长一年。因此，本次峰会在加强全球宏观经济协调方面，很可能达成具体共识。至于美欧关注的气候问题以及中日韩等国关心的贸易保护问题，由于各方分歧较大恐怕难有实质性成果。诡异的是，美欧在限制金融机构高管薪酬方面的大分贝喊话似乎偏离了会议基调。正如有人指出的，“高管薪酬是该监管，但它不是经济危机的病根”。美欧在这个本应属于自身需要解决的细节问题上大做文章，甚至出现萨科齐那样的情绪性宣泄，无非是要分散国际社会关于金融体系改革的注意力罢了。
第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之于金融稳定至关重要，“富人俱乐部”应该适当让渡金融话语权。两种力量的投票权平衡，利于世界经济稳定。
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所说，对富裕国家来说，坦然承认地缘政治意义，与为肆意挥霍付出国内代价一样痛苦。的确，作为现存国际经济秩序的受益者，西方主要经济体是不会轻易让渡经济话语权的。但是当中国旗帜鲜明地提出IMF和世界银行的决策投票权应由发达世界和发展中国家平分秋色这一主张时，美欧除了尽可能拖延改革时间之外，大概没有其他选择了。其实，中国提出将发达国家在IMF中的份额由57%减为50%，在世界银行中的份额由56%减为50%的要求，长远来看，是有充分依据的。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需要反复强调的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之于金融稳定至关重要，改革之势不可逆转，两种力量的投票权平衡，有利世界经济的稳定。
第三，各国应致力于将G20建成为一种建设性机制，使其对世界经济稳定与繁荣的边际促进效应呈递增态势，而非昙花一现的工具性存在。
作为金融危机的催生物，G20峰会在危机年代是美欧倚重的救市机制，其在过去两届所发挥的作用之所以举世瞩目，是因为它既能覆盖G8的功能，又增添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元素，在全球协调机制中拥有更大的行为空间。只是在美国看来，假如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G20中的作用日益凸显，美国的主导地位势必下降。一旦美国经济真正企稳回升，并不排除美国抛开G20的可能性。假如 G20果真仅是昙花一现的工具性存在，那将是世界的悲哀。所以，如何将G20打造成一种建设性机制，中国应有深谋远虑。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