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拟定的G20匹兹堡峰会九大议题中，“可持续与平衡发展框架”颇为引人注目，这个议题矛头直指中德等出口型经济体。美国企图把全球经济失衡作为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以此为名向中德等国转嫁危机责任，大有赤裸裸地转移国际视角、混淆视听的嫌疑，中国对此表示了严重质疑。

　　历史经验证明，每次全球性金融危机过后，世界经济都会迎来新一轮的巨大调整，在此期间，世界经济可能将经历3至5年的调整期。奥巴马上台以来，美国经济结构调整就已开始，尽量避免削弱自身地位，继续主导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当是美国本次行动的重要目的。

　　美国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议题，迫使中国大幅缩减贸易盈余，对人民币升值施加外部压力，让中国承担更多的应对金融危机的责任。如果中国不能顺其所愿，就将通过贸易保护等一系列手段打压，开展“贸易战”。最近的轮胎特保案已经为我们提了醒，如果不能坚决制止这种行为，披着“平衡全球经济外衣”的贸易保护主义就将甚嚣尘上。

　　金融危机爆发前，全球经济失衡早已存在。在上一轮全球化中，中国与美国一道推动世界经济形成了以中美为核心的新三角形循环。全球出现了三大板块互动，制造能力向亚洲集中，金融能力向欧美集中，资源供给国从中获利，各国间经济联系不断增强，世界经济依存度全面提高，使得世界经济出现了增长的“黄金时期”。而这种经济快速增长的背后，是世界能源资源的巨大浪费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尤其以中国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和美国的资产膨胀型消费模式为主要表现形式，建立在此种模式上的经济增长势必缺乏可持续的基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宣告了这两种模式的终结。

　　尽管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否定了上一轮全球化中所形成的世界经济增长模式，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对财富的极度贪婪和金融监管的缺失。美国的资产膨胀型消费模式破裂直接引发了此次金融危机，中国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虽然缺乏可持续性，但是其稳定性并不足以导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和美国相比，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还有相当差距。笔者认为，全球经济失衡只是危机的表象，在讨论全球经济失衡是否为全球金融危机根源时，非常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或许这才是危机的真正根源所在。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国际货币体系基本上仍是围绕美元展开的，真正对美元浮动的只有德国马克（后来是欧元）、日元、英镑和瑞士法郎，许多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低频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特别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国家纷纷重新将其货币盯住美元，所以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只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复本”。在这一体系之下，货币发行彻底摆脱黄金储备约束，完全建立在信用基础之上，传统国际货币体系所面临的“特里芬难题”和n-1问题的“不对称解”，也一直存在并没有消失。美国长期处于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国”地位，主要“外围国”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上世纪60年代是西欧，80年代是日本，从90年代中期开始，变成以中国为主的东亚国家。

　　建立在国内低廉的劳动力、资源禀赋之上，中国形成了粗放的外需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外贸出口主要集中于美国，产生了大量贸易顺差，由此换来了巨额的外汇储备，而美国则陷入巨额贸易逆差之中。鉴于美国的“中心国”地位和美元的国际货币本位，中国大量的外汇储备又以购买金融资产等方式回流到了美国，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美国的资产膨胀型消费模式。我们可以看出，国际货币体系缺陷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更是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解决国际货币体系的“特里芬难题”和n-1问题（即在由n个国家组成的固定汇率区中，理论上可有一个货币自由决定其货币对内和对外价值，如何分配和使用这个自由度）的“不对称解”，势必就要削弱美元的国际货币本位和美国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心国”地位，触及美国的利益敏感神经，这是它所不能容忍的，所以美国更加喜欢在问题表象上做文章。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