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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平衡增长提议已获得众多G20成员国支持。这表明了一个清晰的趋势：全球经济正通过再平衡重新找到发展途径。中国是这个调整的重要一环。国际贸易领域的去全球化要求中国减少对出口的依赖。中国近年来的出口/GDP比重已达40％。或许，这可能是个峰值了。因为与其他出口型国家一样，中国的出口正在以20％的速度下降。
今天，中国经济再平衡的关键不在于投资，也不在于政府消费，而在于居民消费。而表面看来，消费在GDP中的比重正在快速提高。今年前8个月，社会零售商品总额增长超过15％，考虑到下降的物价水平，其实际增长率达16％。这一速度是同期GDP增速的两倍多。
事实并非如此。近年来，社会零售商品总额的增速均以远高于GDP的增速，可是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却出现了明显下滑。多年来，美国的居民消费与GDP之比为70％左右，欧洲和日本则在50％以上，而当前中国居民消费与GDP之比为36％，这一比重自1990年以来已下降了近15%。
仔细辨析可知，社会零售总额数据会通过以下途径高估居民消费的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不仅包括销售给企业、事业和行政单位的零售额，还包括了销售给城乡居民建房用的建筑材料，而这两部分均不在居民消费范畴之内。尽管社会零售总额也包括了一些居民消费之外的项目，但总体来看，居民消费实际增长率要明显低于社会零售总额实际增长率。据国家统计局的初步核算，今年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15.9%，居民消费实际增长率不足9%。
众多研究将中国消费率低的主要原因归结为高储蓄。近年来，平均每个中国家庭将其可支配收入的25%用于储蓄，相当于美国家庭储蓄率的6倍，日本的3倍。此外，人口红利因素也被视作重要因素，劳动人口一直维持在高位，而就一生来看，劳动时期是高储蓄时期。
这些解释似乎暗示，中国消费率低是因为收入增长很快，而消费的边际倾向是递减的。解释中国储蓄率上升还依赖了东亚文化的因素，尤其强调社会安全网络的不足。但总体而言，这些因素固然对中国储蓄率高企至关重要，但却难以解释中国消费占GDP比重的下降。值得注意的是，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中国储蓄率经历了一个止跌回升的过程，而同期的消费占GDP比重却基本处于持续下滑通道之中。
实际上，统计分析发现，储蓄率的变动只能解释中国近年来消费率明显下滑的一小部分，中国消费率低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的下降。
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占比的下降，体现在居民收入的各主要部分上，当然工资性收入作为居民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其比重的下滑尤为值得关注。中国大概有1至1.5亿的劳动人口处于未就业或未充分就业状态。这阻止了工资收入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进而导致了工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的持续下滑。
此外，投资性收入的比重和政府转移支付的比重均有所下滑。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投资性收入在国民收入比重明显偏小。纵向比较看，家庭投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近十年来也在显著下行，这其中利息收入下降是重要诱因，与此同时，中国居民从资本市场上分享公司盈利的渠道也并不通畅。此外，与国外政府在公共部门的庞大支出相比，中国财政支出中，医疗教育支出比重过小，并且多年来未见明显改善。
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央政府一直将扩内需、调结构与保增长并行列为政策目标，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也收到了初步成效。不过，鉴于中国经济失衡的严重性以及危机背景下作出调整的必要性，改革市场流通渠道，方便供求匹配，推进医疗改革、完善农村养老保障等措施还显不足。分析表明，要提升消费占GDP的比重，最有效的途径是调整收入结构，增加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多派经济学理论均认为，消费不足源于社会收入分配的失衡。显然，如果没有剩余劳动力进入正规部门就业，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的比重就难有实质性增加。今天，乡镇企业或中小企业所起的作用已显著下降了。为此，政策面应该放开中小企业尤其是服务业的进入门槛，并改革户籍制度，让更多的劳动者能够就业，并转移到城市。
加快金融改革，是提升消费在经济增长中重要性的关键一环。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过于依赖大型工业企业，且多为国有或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这些大型国企在国有控股银行享有优惠的融资条件，在市场中居于强势垄断地位。金融深化不仅能让更多的企业获得发展资金，还能够减少消费者的资金约束。
笔者以为，转移支付作为事后调节，还难以从根本上对国民收入在各部门以及各人群中的分配作出重大调整，而要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这些重大调整是必须的。如此看来，当前中央政府弥补其在公共支出领域的缺位就显得很急迫了。（作者系经济学博士，宏观经济观察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