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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习惯研究60分钟K线的人往往都是短线投资者，他们快进快出，既不在意估值原理，也不关心公司治理；相比较而言，那些长线投资人更关心指数的周K线和月K线，他们可能不在意短期的调整和涨跌，更关心长期趋势的变化。我们应该用更远的眼光看待中国经济，然后才能更好地把握股市的涨跌。只要我们把大趋势看清楚了，就能从容面对60分钟的涨跌，因为那些微观的、短期的涨跌，完全可以交给随机波动理论去打理。
我今天想把60分钟K线抽象到60年的周期，从国家命运的角度去看股市的涨跌。展望未来的资本市场，我感觉有一些迫切需要调整的认识问题。
通胀和通缩都是生产力问题
2007年以前，国内许多经济学家捧着弗里德曼及其他大师们的经典著作，宣称“通货膨胀是货币现象”。他们简单地认为通货膨胀就是货币发行太多了，导致过多的货币追逐有限的资源，他们进一步乐观地认为股价将随着通胀而水涨船高。2008年发生了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同样一批经济学家又赶紧宣称通货紧缩将导致资产价格下跌。
我认为，从本质上讲，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都是生产力问题，如果经济运行中的效率下降（政府开支过大，企业劳动生产率下降等），就会出现物价持续上涨的现象，并有可能引发通货膨胀；相反，如果经济运行中的效率很高，不断出现新技术革命、资源利用效率提高等有利因素，就会出现物价稳定甚至下降情况下的经济繁荣。物价上涨和下跌，不是货币政策引起的，而是由经济运行效率决定的。我在2007年提出通胀无牛市的观点，在2008年提出通缩性牛市的观点，都是基于这样一个判断：通货膨胀是因为经济运行效率下降，所以这个时期的企业竞争力下降，应该抛出股票；通货紧缩是优势企业主动降价保住市场份额，反而能够凸显优势企业的投资价值。从今天来看，这个结论经历了暴涨暴跌的考验。现在许多经济学家声称投放信贷就是印钞票，就会导致通货膨胀，这样的结论是鲁莽而错误的。大量发放贷款（杠杆化操作）就能改变微观企业乃至宏观经济的风险收益比吗？如果有谁能够证明这点，他就推翻了整个现代金融学，他不仅应该拿诺贝尔奖，还有权没收在他之前的全部诺奖得主们的奖金。
如果原材料涨价的因素都被上市公司通过采用新工艺、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方法消化掉了，而出厂的产品价格进一步走低，投资人可以确信这些上市公司的经营能力是值得投资的，那就会迎来一轮波澜壮阔的大牛市，而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这样的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讲，1664点开始的涨幅不算什么，真正辉煌的牛市还没有开始。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论的基本立场。
任何货币政策都是被动的，不可能有预先设定为正确的货币政策，而只可能有事后被证明为错误的货币政策。读过货币主义大师的著作之后，我相信大师所言，并非指通货膨胀的根源是错误的货币政策，而是说通货膨胀的成因复杂，最终体现为货币现象。展望未来，中国资本市场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在汇率开放条件下完善人民币发行机制。不然，我们无从知道任何一项资产在中国市场上的定价是否合理，因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人民币的定价是否合理。汇率不是孤立的贸易和就业问题，而是一国整体货币政策的一部分。日本早年由于没有处理好汇率政策和货币发行机制的问题，导致了后来20年的股市和楼市的下跌，我们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
国企和政府应提升国民福利
从上一次东南亚金融危机起我们就开始强调要拉动内需，为什么这些年来始终没有形成内需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呢？原因可能有多种，但其中重要的一点是未能建立起让普通民众放心消费的社会保障体系。好在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央的重视，10%的股权划拨是第一步，希望还有更多的实际措施出台。我父亲周骏羽最近一段时间非常高兴，因为他从2005年开始在全国政协每年的大会上提出的将国有股注入全国社保的提案终于得到了初步落实。
这些年来，国有企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我们不能忽视这些进步背后有10年前下岗待业的中年国企员工的牺牲和奉献，不能让这些年来的进步只体现为国有企业领导和职工待遇的提高，而应该让全国人民来分享这些年来国企改革的成果。问题是，这些年来大型国企不仅没有给人民足够的回报，而且如果国企效率低下的话，还会进一步浪费社会资源。政府大量开支，名曰拉动经济，实际占用了老百姓本来应得的财富，这个问题也应该得到相同程度的重视。
我所接触的国企，大多数对于新建项目和新增投资很感兴趣，而对于上缴红利则并不积极。各级政府有了钱之后，往往想着如何投资一个新的基础设施，要么产生更大的GDP，要么使得城市看上去更壮观。为什么政府分配资源的首选不能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呢？为什么有些地方政府能够果断地把一条不那么迫切需要修理的道路重新整饬一新，而面对有些孤残贫病家庭的迫切需要却报以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和耐心倾听的信访工作呢？
1933年，我祖父应《东方杂志》之约，在一篇展望60年后的中国的文章中说：“我梦想着每个中国人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此后我就可以不再梦想什么了”。建国60年了，祖父的这个梦想还没完全实现。我认为今后国有企业股权及其收益的分配方式应得到更明确的安排，政府各级财政应进一步向改善民生倾斜。从国有企业到各级政府，让人民大众实实在在享受改革开放成果、得到更多实惠应成为今后工作重点，这是我国经济转向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不解决这个问题，靠老百姓炒股去提高生活水平，在古今中外都是行不通的。
创新永远是民族前进的动力
在我读大学时，老师需要做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才能说服一个毕业生放弃外企转而去政府部门工作。20年后，一切都不同了。现在大学生心目中的最佳选择作是去政府部门和央企。大多数学生梦寐以求的目标是去考公务员，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甚至不敢梦想自己有公平的机会去央企。而我曾经工作过并引以为自豪的那家著名外企反而开始裁员了。是不是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占有了太多社会资源，导致私人部门的萎缩呢？我无法证明这一猜测。
我观察了我周围的人，他们大多数都愿意守着两套房子过一辈子，丝毫没有动机去开发新产品，应用新技术，创立新企业。我猜想读者周围可能也是如此。如果一个经济体内愿意长期投资股票的投资人超过愿意长期持有房地产的投资人，至少这个经济体还能够通过资本市场的高估值来鼓励创业。如果一个经济体内多数人愿意持有物业而不是创新立业，这个经济体未来发展的后劲就有隐患了。
有预测认为，中国将在2015年至2025年之间进入老龄化社会，并迎来人口负增长的双重拐点。一般来说，股市长期走牛依赖于两个因素：人口增长导致的经济繁荣和科技进步导致的效率提升。现在，我只想提醒大家，10年前毕业的年轻人想着去创业，去动手用芯片和软件来改变世界，而今天的毕业生更迫切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解决低工资收入和高价婚房之间的矛盾。如果新科技没有人去追求了，大多数人宁可守着一片地等着升值，加上人口老龄化，中国股市的长期牛市的基础就将不复存在。动辄以为放松信贷就可以保持增长，这种观点是短视的。从长期来看，是科技进步，而不是信贷投放在促进经济发展。
资本市场需要正面的、积极的不确定性，科技革命和人口增长都会带来这种不确定性。从日本和美国的情况来看，当大多数人开始追求确定性回报时，整个资本市场就有可能迎来负面的不确定性。因此，如何建立一种鼓励创新的机制，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又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以人为本”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根本出路
记得祖父去世前不久，每次看到我翻看经书上的东西总要皱着眉头，他甚至说，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很大程度上是在教人如何去做一个好奴才。所以，当我看到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时候，内心由衷地拥护和敬佩。祖父生前喜欢题写“平衡生态、协和万邦”的条幅，我隐约能够从中看到“科学发展、和谐社会”思想的影响。“以人为本”是发展经济和执政兴国的根本目的，我始终认为，提升人的价值等于是确立了标的物资产的价值，从而为那些“以人为服务对象”的行业打开发展空间。因此，确立“以人为本”的思想，尤其需要各级政府部门转变职能和思想方式，建立一个围绕人民需求而服务的职能政府和社会保障体系。
60年前，祖父从上海赶到北京参加开国盛典时，曾经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主席不无感慨地对他说：“现在看起来，失败是成功之母。”祖父回答道：“成功亦是失败之母。”主席停顿了一下说，“你说得好，符合辩证法。”我相信，只有建立一个以人为本的价值体系，鼓励科技进步和商业创新，才是中国资本市场不断走向成功的根本出路。墨守成规或者是巩固现有利益，都有可能使得我们过去的成功变成阻碍我们今后进步的障碍。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年、改革开放30年和中国资本市场建立19年，这段历史无疑是伟大而成功的。我们完全有理由乐观地展望未来中国经济及其资本市场的前景。
我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拥有美好的未来。（作者系上海大学房地产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