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这次在外滩3号的展览，与去年在广东美术馆做的个展有什么不同吗？
答：这次参展的大部分是新作品。如木质的《The More》，安放在中庭，是一个7米高的“东西”，有类似伊斯兰清真寺的穹顶、天主教、基督教的十字架的颈部以及类似佛龛的底座。这是上半年参加威尼斯双年展时想到的：威尼斯有许多阿拉伯风格的拱窗，启发我为什么不可以把这些代表三大宗教的象征符号做在一起？结果很漂亮。
问：这样的大型装置代表什么？
答：我和英格很喜欢《The More》。它不应代表上帝，但可以在上帝之下。三大宗教是一家人。《The More》是容器，可以容纳物权。
波普尔把世界一分为三
问：你把世界一分为三，是不是受到西方著名哲学家波普尔的影响？
答：对，波普尔以他的《开放社会及他的敌人》而著名，他把世界一分为三：世界1、世界2与世界3。80年代看到他的这个说法后豁然开朗：人们通常认为画一个苹果是艺术，而临摹毕加索则不是作品，其实拷贝也是艺术。
问：当时大家特别关心西方现代哲学？
答：是啊，那是我们这一代的幸运：大家都处在精神上的饥饿状态，忽然开放了。当时我就读的浙江美院（今天的中国美院），学校里经常开讲座，请各个领域的学者，比如尼采专家等。当时的状态可谓“知道主义”：所有重要的哲学、文学、艺术理论都必须知道。当时的阅读，就是警句加梗概。在80年代末大家还一度对悖论很感兴趣，悖论也成为圈套，一种描述方法。
问：转眼20多年过去了，今天人们所关心的是不是完全不一样了？
答：对，时代的不同了。2005年我发现，按照今天的知识定义，波普尔的思想就会被定义为无用。我们当时的80年代，人们得的是“伟人症”；现在的人面临的问题则不同，是“相信”。
“红色幽默”从文革美术出发
问：你的创作是否可以总括为“国际红色幽默“？
答：“国际红色幽默”是大的整体，“物权”等只是其中的一系列项目之一。
问：你的“红色幽默”是不是与文革美术密切相关？
答：我在80年代弄文革题材。当时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大家做“伤痕美术”？我倒是反过来歌颂文革形式的。当时写了一篇文章：论文革的艺术，提出文革艺术与文革不一样。可以这样来分析：大环境是文革，好比土壤；艺术家创作，好比苹果树；而艺术品则好比苹果。当时的“红海洋”成为我的早期创作的土壤。不过在后人尤其是小青年看来，则完全是两回事了。
问：当时你们从事艺术创作的追求和今天也不一样吧？
答：当时在舟山做创作，那是为艺术史而工作：一心想着这个东西人家没做过。一做好就拍成幻灯片，到处去寄，言下之意，这个东西你们别做了。
中国当代艺术的灵魂在浙美
问：还是有一些志同道合的艺术家？
答：当时与王广义，张培力等一起做观念（艺术）。浙美强调观念（艺术）。我认为，中国当代艺术的灵魂在浙美。
问：你的“红色幽默”似乎和语言文字的实验有关吧？
答：语言学在我们这一代很热，“抽空”、“亏空”、“注入”等是常用的词。当时的做法，就是把这个形式抽空，让其失效，就变成了艺术。
问：从“红色幽默”到“物权”，是不是有同样的逻辑？
答：关于物也是有这条线索。我的创作强调对事物“物性”的考虑，包括物理上的考虑，还有悟性等。到1994年做“物权”也是这样。
我到西方，先到冰岛，再到汉堡，没有人关注，安静地研究基础的课题：东西成灵的可能性，发现了一系列的方法，比如造句、加括号等。
问：在冰岛你还开始与英格的长期合作，你是怎么看这样的合作？
答：与英格合作，双语了。同时，英格的“粉化”，把物体磨成粉末，造成语言的真空，这是观念艺术最重要的境界。
问：在你的“红色幽默”中有许多印章，成为你的作品非常突出的特征，对此你怎么看？
答：当时，只要是章，包括公章、私印，都特别重要。这以后就成为我的作品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每做一个项目，就刻一个章，成为这个项目的Logo。
问：这次展览是你在国内的第二个个展，你的创作包括早期在国内创作的“红色幽默”与89现代艺术大展上的“卖虾”，国人知道的并不多，对此你怎么看？
答：这涉及当代艺术的学术梳理。许多当代艺术的资料官方机构不搜集不整理。当代艺术尚未获得官方的完全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