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贵
终于，国际经济事务主导权变迁不以老牌强国意志为转移地到来了。
对于一向优越感强烈的欧洲国家来说，出席G20匹兹堡峰会的场景与65年前的布雷顿森林会议颇有几分相似。当时，世界经济领导权实现了由英国让渡于美国的变迁。英国人那时固然落寞，不过由与自身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美国接掌世界经济大权，到底也是一种心理安慰。而在本次G20峰会上，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的新兴经济体显然已成积极主导力量。在很多方面，峰会发表的《领导人声明》与中国的主张基本一致。特别耐人寻味的是，由仍是世界经济领袖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提议将G20升格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其现实与历史意义似乎更具震撼性。这等于承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已无力承担起维护世界经济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任。西方世界必须寻求与中国等新兴力量合作，才能解决困扰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核心问题。而当各国见证统领世界逾30年的G8终于要淡出历史舞台时，作为注入新兴元素的G20，无疑已成2009年以后的世界经济格局的新符号。
难怪西方主要媒体这两天都在哀叹世界版图变天。他们没有料到有些变化竟来得如此之快。首先，G20机制的固化，宣告发展中国家正在撕去贴在他们身上长达60余年的“配角”标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IMF和世界银行中的地位将以不可逆转之势迈向平等；也许不出几年，新兴市场的财经领袖就会执掌IMF，世界银行行长人选也不再是美国人的专利。其次，今后发达经济体要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玩高级别的“忽悠”越来越难了。因为后者在全球金融体系改革、治理全球经济失衡、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等重要议题方面都可以提出可接受的建设性主张。第三，除了美国之外，其他发达国家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拖累性力量。长期来看，世界经济增长若离开中国的贡献，前景肯定黯淡很多。
因此，国际经济秩序主导权在经济完成新旧转型的匹兹堡初步实现新老交替，既是老牌工业与金融强国力量相对衰退的必然反映，也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力量顺势而为、积极主导国际经济体系改革的标志性成果。
现在看来，本次峰会召开之前，美欧围绕峰会议题设计以及抛出相关政策主张以对中国等国施压更像是一种战术安排。的确，经过战后60余年的力量此消彼长，西方相对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筹码正在显著减少。过去，西方国家凭借他们在金融领域构筑的强大资本市场、世界级银行体系，国际货币本位币以及纽约、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等“高边疆”，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一直难以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但在金融危机将金融帝国主义的极端伪善与自私面目彻底暴露在世人面前之后，全球货币金融领域的公共产品变革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到来，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力量正迅速成长为世界金融稳定的重要力量。过去，西方国家凭借他们在技术进步与制度改进方面积累的巨大优势，每每在世界经济危机关键时刻担当引领经济复苏的核心主导力量，而今，在发达国家经济仍未走出衰退泥淖的关键时期，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却已迈向持续复苏通道。摩根大通预计，发达经济体今年将衰退3.3%，明年增长2.8%，而新兴经济体今年将增长0.8%，明年将增长5.8%。也就是说，全球经济已完成增长动力切换。未来一段时期，世界经济与金融力量极有可能加速向东方转移，世界经济也将在此过程中形成新的均衡格局。
特别应当提出的是，如果不是中国在三次G20峰会上发挥积极主导作用，国际经济秩序主导权是不大可能发生上述变迁的。细观中国有关方面为胡锦涛主席出席三次峰会而做的充分“备课”，可以看出，经济实力以及综合影响力早已今非昔比的中国已展现出了对于世界的影响力，高明的是，中国并没有凭借手中握有的巨额外汇储备非理性地敲打别国，而是在寻找各国利益交汇点的基础上，在举世关注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金融体系改革、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以及求解世界经济均衡等重大问题上提出了建设性主张，并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呼应。这才是负责任大国的标志。
未来一段时期，中国需要思考与行动的是：如何以G20为平台，努力扩大新兴经济体的行为空间。对此，难度很大，压力更大。
G20匹兹堡峰会只是构筑新型国际经济秩序征途的一个驿站，《领导人声明》能否真正落实，还需要经过有关参与各方的多回合博弈。对既得利益者来说，放弃在IMF和世界银行中的部分投票权肯定非常痛苦，他们或许会因此提出给予其适当补偿。这一点，新兴经济体需有充分准备。另一方面，贸易保护主义的幽灵短期内不大可能散去，如今不仅发达国家对中国发难，发展中国家也在跟进，未来一段时期，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发生更大规模贸易摩擦的可能性一点也不能排除。至于被美欧视为最后竞争优势的金融业，似乎正在恢复元气，一旦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再度成为全球金融符号和力量主宰中心，中国要想博得金融主导权，难度无疑要大得多。因此，作为新兴力量的代表，中国必须充分借助G20这个平台，迅速提高合作与博弈水准，尽力加大G20的机制性建设，加强能参与重要经济议题设计的高端人才队伍建设，在充分了解美国等西方国家底线的基础上，拿出关于重大国际经济与金融问题的行动实施方案。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