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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晖
随着巴菲特稳坐世界首富宝座日久，价值投资也越来越成为人们口中的泡泡糖。同时，巴菲特的做法也不免被教条化、绝对化，我们津津乐道于巴菲特的传统投资，以及他如何明智地回避了网络股泡沫。但是，这次“股神”对比亚迪的投资又让我们大跌眼镜。
高科技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人们的传统观念，也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以及商业模式，难道我们不该关注高科技？世纪之交的网络股泡沫仅仅是泡沫么？难道它发生之后，没有留下一点什么？没有改变一点什么？难道我们的投资真的只能局限于传统领域？面对日新月异的新经济，我们真的就无法去实践价值投资？
以网络为代表的高科技已经把地球变成地球村，从交流到购物，我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鼠标，越来越多的人在家里办公成为SOHO一族，一味回避科技股，显然是不明智的。
《战胜标准普尔—与比尔·米勒一起投资》对这些问题给出了比较令人信服的解答。
从1991年到2005年底，米勒运作的价值信托连续15年战胜了标普指数，在美国基金界创造了空前的记录。米勒的鲜明特色是，在科技股上的投资占了很大比重，“这家伙在美国在线和戴尔上赚的钱比上帝赚的钱还要多”。
细究起来，米勒的投资和巴菲特曾经的传统投资不同，和彼得·林奇的“身边的机会”不同，和约翰·内夫相对保守的低市盈率法也不同。所以，一些人不理解米勒，认为他的基金不属于价值投资类型。可是，总不能说慧能的南宗是佛教，神秀的北宗就不是佛教吧？
难得的是，这本书没有局限于陈述对米勒价值信托的投资，而且还从经济学、生物学、物理学和许多边缘学科的多角度分析，深入探讨米勒的投资思想和哲学。
米勒毕业于哲学专业，哲学根底很扎实，这使他成为思想更加超脱实用主义者，比大多数人更容易抛弃陈腐观念。大学毕业后，他曾担任美国陆军情报官，或许这段职业生涯让他对高科技有一种本能的兴趣。米勒很重视思辨性的东西，他曾在达菲研究院与商业领袖、生物学家、经济学家、物理学家和其他边缘学科的学者长时间、深入地讨论，“米勒满怀激情地越过篱笆汲取营养，深入研究物理学、生物学、哲学以及心理学，然后把从其他学科学到的知识与投资领域联系起来”。对此，书中给出了很多精辟的论述：
被广泛接受的新古典经济学是假设报酬递减的，而颇受争议的新经济概念却包含着报酬递增的含义，由此，经济学便从忧郁的科学变成了愉悦的科学。
网络强迫人们形成习惯，具有消费的强迫性，使用某种产品的人越多，不使用网络的人越是感到不方便，最后，不得不使用这种产品的人就越多。
高科技企业的财富效应源于其赢家通吃的优势：你可以在皮尔·卡丹之外，卖你自己的西装牌子，但你不可能在微软之外再销售一套Windows视窗。一将功成万骨枯的赢家通吃，固然蕴含着较大的风险，但成功者也就有了足够的诱惑力。在各自的领域里，微软和英特尔都占有90%的市场份额，思科是80%。所以，这几家企业的股票都有成百上千倍的涨幅。
米勒认为，高科技股固然存在风险，但有些传统行业也同样有着致命缺陷：“假如你在1903年就买了美国钢铁，即使历经了好几个繁荣周期，但它一直在下跌”；“几十年后的花旗银行股价仍然低于1929年”。
尽管米勒青睐科技股，但他对其中的风险却有着清醒认识，米勒在2000年初开始担忧科技股市场可能会坍塌，“纳斯达克本年上涨了24%，而道琼斯下跌了13%，12个月内纳斯达克上涨了112%，而道琼斯下跌了3%。我感到震惊，这些数字简直让人难以置信，让人触目惊心，科技股的估值明显处于愚蠢的水平。基金经理们在遵循着一个不经思考的法则，如果你在科技股上超额配置，你就会表现优异，对我来说，这是个游戏即将结束的信号”。
所以，米勒虽然是新经济的拥趸，但他的成功仍然建立在价值投资的基石之上。像格雷厄姆一样，米勒不理会“市场先生”那变幻无常的情绪，而且更加重视安全边际，比如他曾给科技股定出高达30%的折现率。像巴菲特一样，米勒寻找特许经营权的价值（这是他喜欢亚马逊网站的原因之一）；米勒买进许多高科技股，但他也像林奇一样，买入了垃圾处理公司、超市、玩具制造商等传统行业的股票。米勒的成功并没有颠覆价值投资的原理，能力圈的原理依然颠扑不破。
就个人的气质而言，尽管米勒潜心钻研科技股板块，但是他的个人风格属于那些朴实无华的价值投资者群体，他在读书和工作之外几乎没有什么爱好，不过是车子房子好一些而已，当然他还享有一架飞机。
从格雷厄姆到巴菲特，从彼德·林奇到比尔·米勒，价值投资的理论和实践不断发展丰富，但其精髓却始终未变：买进市场价格相对于内在价值大幅折价的股票。
米勒的投资经历为我们打开了另一扇窗子，让我们的思想和视野更开阔：巴菲特模式是唯一通向成功的模式吗？我们如何应对变化的经济和飞跃的时代？难道我们不该把触角延伸到深层次改变我们生活的科技上么？
当道教、佛教、儒教、天主教的弟子们在山下争论孰高孰低的时候，老子、释迦牟尼、孔子和耶稣正在山顶小酌，相谈甚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