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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最抽象的一个称谓。
历史是关于时间的记录，不过历史的书写是不断地去除时间的抽象性。历史的记录将时间的轨迹具体化。
《跌荡一百年》是以百年为时间跨度的记录。记述自洋务运动到1937年商业历史的上卷已在今年1月推出，国庆前推出的下卷记述的是1938年至1977年间的中国商业历程。这段岁月因为历经战争与动荡而无比曲折，但却赋予了我们走到今天的信心与勇气，因此具有别样的意义。
就像透过水晶珠帘的晃动之间，另一边人影影绰绰，可见依稀的轮廓，还有在瞬间捕捉到的衣服的花纹、眼角的神韵或者鬓角的青丝，这些细节逐渐还原成一幅完整的画面，在意识中，也许还不够清晰，但足以令人感受到一种真实的存在。《跌荡一百年》就是如此还原了那段历史的画面，在宏大与细节之间寻找平衡。大量的数据、日记、笔记、回忆、记录，以及其他文献的相互比照，令这种还原成为可能。
实际上，读者看到的并非一部关于企业的专业史，而是企业在历史中的境遇。作者的意图似乎也并非想让读者了解这一百年里企业的发展状况，而是探寻企业发展背后的脉络，即作者不是描述“企业是什么样的”，而是要揭开“企业为什么是这样”的秘密，它给予读者的启迪，更关乎企业在历史长河中的挣扎与奋进，以及在历史波涛中企业可能采取的姿态和现实存在的可能形态，而不是要介绍某些企业发展的来龙去脉。尤其是作者总在关照现实，这种探寻的目标其实是现在。作者通过“就好比整整106年后”、“百年之后”这样的短句子将过去与现在相勾连，寻找历史与现实的呼应。
在这里，“以史为鉴”的说法也许过于“微言大义”，对时间的感慨也可能只是来自于个体的体认，当然这需要个体意识的觉醒。可以说，个体意识是吴晓波财经写作的鲜明特征之一。所以，一百多年前的历史人物，在他的笔下都显得格外鲜活、生动。正是在宏观与微观的交织下，历史人物不再是简单的好与坏、对与错、爱与恨的直接产物，而独立的一个个人物正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才成为他们所示和所是的人。
比如在描述民国后期，国民党之所以不断溃退的原因，吴晓波关注到了经济层面的巨大差异：“在晋冀鲁豫边区，杰克·贝尔登看到了另外一个中国，军队纪律严明，官员清贫精干，民众安居乐业……这里的农民为共产党出的工可能比在国统区为国民党官员出的工多一些。但是，这里的农民认为这种摊派制度是公平合理的……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政权在经济上的表现，是后者得到民众——特别是农民拥护的重要原因。”这种解读不新鲜，但却一直被我们忽视。
再比如在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吴晓波这般记述当时的商业现状：“‘一五’建成了156个大项目，这些都离不开苏联的扶持。五年中，有8 500名苏联专家来到了中国，这是一支不应该被遗忘的‘国际纵队’。但‘156工程’却最终成了一个遥远的、似乎已经消失的过去……事实上，这些苏援项目在很长时期一直是中国经济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解析这些尘封往事中蕴含的秘密，在60周年国庆时，令人有种难以言表的厚重。
书中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主题——关于道德与制度。书中说“在中国的舆论界和经济思想界，对孔宋式人物的批判往往趋于道德化谴责，而很少从制度层面进行反思和杜绝”，这种思考是现代社会的一个主题，也必将继续成为未来社会的思考主题之一，而且这个主题显然不限于商业、经济领域，每一个关照历史与现实的作者都应该能够面对。
其实，估计许多读者与我一样，透过文我更多地看到一个跋涉的灵魂和一颗悲悯的心。这种姿态来源于何处？是否同样源自贯穿文本的个体意识？至少，可以明白一个道理，来自个体意识的责任可以很自然地转化为社会责任，这是否需要额外的修为，不得而知，但这种可能已成现实。
理所当然，书中的瑕疵亦不可免。如“中日开战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爆发”，以欧洲战场的开始作为二战的起点，显然是欧洲中心论者的一家之言。本人认为，此处加上“欧洲战场尚未爆发”可能会更加严谨一些。
在“企业史人物”中并不总是描写人物，还有事件，人物中甚至也并不都是企业人士，它似乎是要寻找一种更具戏剧张力的结构，以此来展现对于全书阅读方式的新尝试。虽然对于李约瑟的入选一时还无法体会作者深切的寓意，因为“李约瑟难题”可能跨越了更长的时空和领域维度，也许作者是想将之作为一种时代的背景，总之，“企业史人物”的内容是否恰当，可以单论，但这个小标题似乎欠妥。
与国外的汉学家不同，中国人写自己国家的历史必然地带有情感因素，但这并不是说国外汉学家就自然地具备客观性，有时候他们甚至距离客观更远，虽然依旧没带多少情感因素。
吴晓波的作品已然形成自身的书写风格，当然这种风格并非其独有，也未必就是未来书写企业史或者历史的方式，但的确已成为其中的方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