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业安

　　随着经济学的不断进步，经济学家们也在重新解读亚当·斯密。最具代表性的如一群行为经济学家，如阿什拉夫（ Ashraf）等人，在2005年的《经济展望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亚当·斯密：行为经济学家》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人们会惊奇地看到，原来现在广为传颂的各种经典行为决策案例，在斯密那里早就有了深刻阐述，最具代表性的如损失厌恶、过度自信、公平、自我控制和利他主义等。这些心理现象，目前已经成为经济学中的成熟话题，并被写入了最新的教科书。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中当然不是简单地给出人的心理描述，如果要从文字中推测其真实意图的话，恐怕是他明白，活生生的人拥有复杂的心理特征，而这些心理因素会通过行为来作用于经济系统，从而影响到经济系统的演变。要理解这点非常简单。当某一天美国股市下跌时，人们就会猜测，这会不会影响到A股市场的人气呢？出于这种担心，第二天A股市场的投资者为了保住胜利果实，于是先获利了结。结果，普遍的卖出行为促使股价果然下跌。一条似乎科学的规律就这样被制造出来了：美国股市下跌，必然导致A股股市下跌！而实际上，研究或者懂一点行为金融的人都明白，这不过是情绪的相互影响而已。

　　情绪的力量非常巨大，甚至也构成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石。这才是斯密的真正用意。但斯密的真实意图的确在很长时间内被无意或者有意地掩盖起来，使得后来者没有认真去欣赏一个百变斯密的有趣形象。看到这，恐怕有人会觉得笔者似乎一直在抱怨斯密之后的经济学家一直都在误解斯密。一些了解经济学历史的读者必然会提出反驳，说斯密之后的经济学家并没有放弃心理学。比如，经济学当中一个最基本概念——效用——就是一个心理学概念。何谓效用？当你在逛商场的时候，看到一件称心的衣服，赶紧买下来，满脸都洋溢着幸福的感觉，你肯定觉得买这件衣服特满足，特值。转化成经济学家的语言，就是这件衣服给你带来正效用了。你越感到满足，你得到的效用也就越大。为人处世，不就是想多获得一点快乐么？不就想多一点满足么？那么经济学家会严肃地说，你不就是想实现效用最大化么？是的，当充满智慧的边沁提出“幸福计算”这个天才的设想后，人们突然发现，对一个经济现象的评价变得异常简单：征税好吗？那要看征税给老百姓带来的快乐多点还是痛苦多点，如果是快乐多点，那就是好；如果是痛苦多点，那就是不好。这是典型的边沁式功利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显然是很心理的（也就是很主观的）。

　　边沁的这种功利主义的看法，后来就转化成经济学当中的效用概念。可见这个效用概念大有来头。当然，不可否认，边沁的努力是对斯密的补充，毕竟在斯密那儿，还没有一个可计算的简单方法来评价经济决策的好坏。给定人的心理多样化，给定人的自由选择，这个社会能够自动实现某种秩序。只不过斯密眼中的秩序，与后来人们简单地用“看不见的手”来搪塞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个常见的例子就行。李连杰建立了一个壹基金，专门从事社会公益。按照其他经济学的看法，是这样一个李连杰：他做公益无非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效用最大化而已，甚至说做好事其实是为了自己的某种私利，比如获得别人的好评（好的社会声誉）。而按照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中的观点，这也是现代行为经济学的看法，那么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李连杰：他这样做是因为他本身具有社会偏好！也就是说，其实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潜藏着某种程度的同情和利他动机，所以会适时帮助处于弱势地位的人。注意，此时做好事，并不是为了自己的满足，而是因为我们骨子里就想做点好事！

　　多么不一样的世界。你说边沁是天使还是魔鬼？本来人家斯密把人想得好好的，结果边沁倒好，把所有的选择都看成可以用于功利计算，都可以按照快乐或痛苦的程度来权衡。结果，斯密笔下富有同情心的人演变成了边沁笔下精于算计的人。这种转变，也直接导致了经济学的转变。古典政治经济学当中那种蕴含着的人情味逐步消散，转而代之的是机器人。这大概可以算边沁的一大功劳。尽管不全是他的。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