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新闻》10月8日社论

　　G7之后是什么

　　美日欧发达7国（G7）时代已然终结。但是，G7之后是什么呢？会是G20吗？

　　在美国匹兹堡召开的包括新兴国家在内的20个国家和地区首脑会议上，与会各国一致认为G20将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第一舞台。但是，G20会议显然涉及面太广，参与者利益分歧太大，无法真正进行国际金融对话。

　　那么，在美日欧的基础上加入中国构成G4如何呢？据说，美国在G7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当天便讨论创建G4的问题。美国G7改造论的目的有二：第一，维持一个各金融大国能够真正展开讨论的场所；第二，把经济急剧增长的中国拉上可以互相监视的舞台。美国当年为了改变经常黑字和扩大内需而把日本拉入G5（G7的前身）体制，用的也是这一手法。美国想故伎重演，但是中国不会轻易上钩。英、法、德、意等欧洲大国如果只能以欧盟或者欧洲央行的形式参加G4，话语权将大大降低，因此欧洲各国反对G4的构想。法国一直想脱离G7但是现在却又开始强调G7的意义，便证明了这一点。新兴国家对IMF的出资将至少增加5%，相比而言欧洲的出资比率下降，欧洲各国已对此感到难堪，他们当然不愿看到自己的话语权进一步遭到削弱。

　　由此看来，G7之后新的国际金融合作框架的形成尚需时日。

　　（梁宝卫 编译）

　　《卫报》10月8日文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受误导的新任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在今年的年会上说：“由于与储备相关的成本增加，现在很明显需要一个可靠的紧急筹款渠道以及关键时刻的全球出借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潜力作为此类保障可靠有效的提供者。”

　　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没有扮演国家中央银行的经验。在此次危机之前也未在主要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中扮演此类角色。 今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其成员国筹集到2830亿美元的借款。然而这些钱的大多数被分配给了不需要资金的富裕国家，相当部分流入发展中国家，低收入国家得到的是200亿美元。这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因为这些债务没有条件，这也确实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接近央行的功能角色。

　　但问题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国家签订的合约中，利用了经济学家所谓的正循环经济政策，即当国家经济严重下滑、进入衰退时，该国家应实行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这是在美国或其他富裕国家遭受衰退时不会采取的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不会在高收入国家推荐此类政策。

　　对发展中国家施加不当宏观政策的一贯作为，表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不适合被赋予更多权力。宏观经济政策仅仅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影响中低收入国家增长和发展的一个领域，通过其债务协定、更重要的是通过其对其他信用资源的把关，它也影响着贸易、金融民主、国有企业私有化、公共部门规模和角色等方面的政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际受控于富裕国家，这些政府已承认新自由政策的某些失败，但他们还未认识到自身政策在世界其他国家造成的不良影响。集中、庞大的权力通常都是不好的，在其受到误导时后果尤其严重。

　　（作者系华盛顿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副主任马克·韦斯布罗特 贺艳燕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