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冬天，我去拉美国家智利出差，曾拜访该国财政部长贝拉斯科和中央银行行长格雷戈里奥。这两位高级财经官员都是美国学术界培养的模范生，接受了典型的美式精英教育。智利现行的经济政策，奉行的也正是新自由主义的标准理念。
应该说，智利经济近年来发展得不错，尽管当前的这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对这个出口依赖型的国家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总体而言，智利经济走在一条逐渐发展和进步的轨道上，甚至被誉为“南美模范生”。相比而言，不少拉美国家就没这么幸运了。一些国家同样是遵循了北美学术界关于经济发展的教条，但经济鲜有增长，私人投资颇为萧条，且仍在经受着由贫困与不平等引发的社会问题的折磨。
问题出在哪里？同样的经济理论应用于不同背景的现实经济世界，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换一个角度看，那些没有遵循所谓“华盛顿共识”的国家，比如中国与印度，这两个新兴市场经济体何以多年来在经济发展方面能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
究竟是经济理论本身有误，还是应用过程中出了差错？
面对这个问题，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罗德里克是这样回答的，“one economics,many recipes”,意译成汉语，可解释为“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而这正是罗德里克在新著《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提出的核心思想之一。中其实，这个观点，罗德里克曾在过去数年间的许多文章里反复强调过。新问世的这本书，可以看成是他对过往数年来思考的一个梳理和阶段性的小结。
放眼我们的经济世界，经济教条失灵的案例决不鲜见，近邻俄罗斯的经历便是深刻的例证。尽管私有化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导世界大多数国家经济社会生活及其走向的一个重大现象，但是罗马俱乐部的一份报告也曾明确指出，私有化的行为充满了局限，这一点，无论从许多国家不少领域的私有化过程和结果都能看出。
在罗德里克看来，在方法论上，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是有关经济事务的思想的有力准则。同样处于北美学术界核心圈中的罗德里克，并没有挑战经济科学的理论本身，他甚至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是思考经济事务的唯一合理途径。对于“华盛顿共识”，罗德里克承认，大多数受到良好训练的经济学家都相信，“华盛顿共识”中所包含的标准的确有促进经济增长的潜力。
不过，经济理论是抽象的，充满了各类市场失灵，由于具体假设的不同，几乎留下了无限的政策选择空间。具体到“华盛顿共识”指导的改革，这主要依赖于不同的环境，在某些地方出现奇迹的政策，在其他地方可能效果较弱，或者中性，甚至会产生负面作用。当然，这不是鼓励人们采取“万事皆有可能”的虚无主义态度，而是必须实事求是地承认，经济世界没有标准的政策处方，想用一个理论吃遍世界，是不现实的。
如此看来，虽然“华盛顿共识”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应用出了问题，也受到了很多质疑，但是要用一棍子打死它并不理智，那不免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货币主义也好，凯恩斯学派也罢，其成功运用，必须具备合适的政策土壤与环境，否则，可能不仅不能推动经济发展，反而搅乱社会。
这也就是说，一个理性的态度，是在尊重前人科学研究、尊重经济学理的同时，也要充分尊重现实的经验证据，将国情与理论相互结合起来，辅之以合适的政府作为。任何非无政府主义者都应该承认，政府的存在价值既可体现为正面，也可以体现为负面，关键是看政府本身得到怎样的约束，其职能又有怎样的规范。这也就需要行政制度的配套及良好的法治环境来保障。任何教条主义都是难以行得通的，经济计划主义的教条早已走到末路，但充满原教旨意味的经济自由主义，也一样难以达到理想目标。
显然，罗德里克教授对于经济教条的思考，以及在本书中围绕经济增长、制度和全球化展开的论述，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来说，是有借鉴意义的。“中国道路”已经取得了经济发展上的成功，但还面临着很多问题，也出现了很多具体政策意见上的交锋。比如关于加大金融开放力度的问题，不同学者之间的意见甚至截然相反。
中国正在面临的许多问题，都值得决策者深入思考，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既尊重理论，也尊重国情，继续探寻未来发展的理想路径。诚如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希勒所称，罗德里克关注经济政策的实质而非流于形式。那些极为成功的国家的领导人们不仅遵循经济学基本原理，更充分关注本国与他国的差异，并能灵活和富有创造性地将基本原理用于指导自身实践。
在经济学的理论著作当中，这算是一本谦逊的著述。罗德里克在书中一再表明这样一个看法：经济学家是自大一族，但又没有多少可以自大之处。他的写作，也的确体现了自己的信条。对笔者而言，也许是见多了种种喧嚣的文字，对这种冷静的、充满智慧的思考不能不心生敬意；也许是见多了种种自以为是的、傲慢的涂鸦，对这种谦逊的、具有反省意识的文字不能不由衷地感到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