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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经济学界发生了两次重要革命，其领军人物分别是凯恩斯和弗里德曼。回首19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后的经济周期，我们基本可以得出：危机和衰退阶段是凯恩斯理论的天下，回升和繁荣阶段则是由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理论主导着经济理论。尽管此外还有着许多理论流派，但人们已很难忘记凯恩斯主义和弗里德曼所代表的货币主义。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有一年。在“自由经济→政府监管缺失→信贷标准骤降→资金链断裂→金融危机爆发”的普遍观点下，弗里德曼的地位似乎有些窘迫，货币主义理论更是遭遇了来自市场的苛责与怀疑。不过，此时或许我们更需要的是冷静，极端地否决一种理论继而完全地转向另一种理论都不是明智之举。重温弗里德曼理论，不仅有利于正确、理性地认识金融危机，也对思考与探索后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发展方向和重构货币金融体系框架大有裨益。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央财经大学郭田勇教授的新著《郭田勇讲弗里德曼》来得正是时候。
事实上，弗里德曼在早年是赞同凯恩斯主义的，但生活的经历使他逐渐对这一当时处于统治地位的理论开始持怀疑与挑战的态度，并最终在全球着力于推行自由市场理论。郭教授用简练的手笔、通俗的语言传播出了弗里德曼思想的精髓，使读者能够方便地理解大师穷其一生所论证的生活道理：财富的增加会刺激更多消费而非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力主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而非采用扩张性政策调节经济，主推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稳定经济而非政府过分主动干预。这三个方面几乎颠覆了大萧条后被奉若神明的凯恩斯主义，直捣其核心腹地，也使弗里德曼成为20世纪唯一一位能与凯恩斯比肩的经济学家，成为美国主流经济学两翼中的一翼。
尽管弗里德曼是自由主义者，但郭教授同时强调大师“并非主张完全无政府，正如在其《自由选择》一书中曾写道：政府的职责是‘负责国家安全、社会公正、公共管理与救济贫民’；他也并非完全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只是反对政府的过度干预，他更希望政府仅仅扮演规章制度的制定者和仲裁人的角色。”
重新解读弗里德曼及其理论，相信每位读者对把握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都会有个更深一层的认识。事实上，只要经济运行不是单一状态，只要存在着危机和繁荣的交替，世人就很难离开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理论。正如郭教授所说，“评价两位大师孰优孰劣已无任何意义，关键是在金融危机之后我们该做什么，又该怎么做。”眼看着美国政府救完两房救保险、救完花旗救车市，而且还有更多的实体经济等待政府出手，在全球政府纷纷掀起救世狂潮的背景下，郭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中庸之道，一种深层次的实用主义，或许在凯恩斯和弗里德曼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一个契合点，正是解决危机后遗症的真正手段。
无论是危机还是繁荣，也无论是危机前还是危机后，只要是经济运行的状态，就都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只有容纳了针对经济周期各个阶段的分析，才能构成完整的经济学理论。因而，凯恩斯理论和弗里德曼的理论，都是经济学的组成部分，都可以作为实践的指导。尽管两位经济学家对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主张有着很大的差异，但他们理论的很大部分都是针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分析，所给出的也基本是宏观政策方面的建议。放大观察视野，我们应该承认，现代经济运行实际上是市场机制、政府机制以及非政府组织三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市场机制当然是最基本的元素，而后两者特别是政府机制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功能体现，尤其是在应对危机和衰退时，其表现或许更为突出与显著，换句话说，政府干预不失为纠正市场失灵的一个有效手段。我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地企稳回升，成为全球经济复苏最快的国家，与自去年底开始政府积极推出的一系列救市措施密切相关。不过与此同时，一些经济统计数据似乎已在提醒我们应当把握好政府干预的尺度，今年1月至8月人民币各项贷款增加8.15万亿元，同比多增5.04万亿元，仅上半年贷款发放额已超出全年预算，但产业结构不合理，生产粗放低端，自主创新不足等经济痼疾却并未有明显改善。此时，政府或许应当考虑从干预中适当撤离，进而创造环境促使市场和价格机制发挥最大功能，更加有效地配置资源。
针对当前经济现状，展望未来，我们还需借用弗里德曼的眼睛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