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市场预期，随着国家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的逐步落实，国民经济全面企稳向好。三季度GDP 8.9%的同比增幅，即便在经济繁荣年代亦是较为傲人的数据，何况在主要经济体依然处于负增长或零增长的情势下，中国经济能够取得如此成绩实属不易。

　　当然，以经济增长的均衡性以及增长质量来衡量，前三季度中国经济运行依然存在诸多值得检讨之处。特别是在经济形势趋稳的背景下，大规模刺激政策面临越来越大的退出压力，特别是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下一步如何走向，备受各界关注。作为决策者，既担心令人头痛的通胀脚步愈走愈近，亦不能忽视已失衡且有加剧趋势的经济结构。如何在确保完成经济增长硬指标的前提下将中国经济引领到可持续复苏的良性发展之路，将是未来相当一段时期的经济政策着力点。

　　不过，正如世界上没有最优经济模式以及最优经济策略组合一样，中国过去一年来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所采取的一系列经济对策，尽管面临挑剔性目光的审视，但谁也无法否认这些看起来并不那么优化的策略安排使中国经济度过了最困难时期，并由此迈向全面复苏轨道。自从本轮经济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主要经济体为避免金融体系彻底崩溃导致经济全面休克而大规模修复本国金融系统，尽管遭到了信奉“积极不干预”原则的自由市场人士的激烈批评，美欧依然采取全面的金融救助措施，根因还在形势比人强，即使是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会选择自我调整。而按照美国应对经济危机的逻辑，首先要对金融系统“止血”，以恢复投资者的市场信心，并在此基础上带动受到金融危机重创的制造业和出口。在此背景下，美国针对中国祭出的贸易保护主义大旗，其实只是为美国经济复苏找到部分支点。而美国经济政策中最具前瞻性的板块，应该是奥巴马政府发动的以新能源为代表的产业革命。不过，分析一下一年来美国应对金融危机的相关策略安排及实施效果，假如没有彻底的改革，中毒过深的美国经济要全面恢复市场对金融体系尤其是金融制度的信心，恐怕需要三年乃至更长一段时间，而在部分实体产业面临升级瓶颈约束的情况下，贸易保护主义不仅不能给美国经济带来实质性帮助，反而会损害美国的贸易形象与实际利益。因此，笔者认为，美国迄今走过的经济复苏路径并无多少出彩之处。

　　相形之下，中国采取的一系列应对经济危机之策，更具经济政策层面的可操作性与效果的及时性，同时也为探索大国反危机之路提供了较具价值的研究样本。诚然，中美经济受到危机冲击的领域存在较大差别：中国主要表现在出口层面，而美国则是经济领域的核心环节——金融业。由此，两国修复经济的路径确也应有所不同。不过，较为务实的中国还是选择了凯恩斯主义，尽管中国也知道这会加剧经济失衡。但在危机年代，经济增长与促进就业是任何决策者都无法忽视的首要课题。而要达到上述目标，投资即便不是最优选择，也应是次优之选。当然，在出口受制于外需的普遍不振前提下，若能在投资和消费之间找到平衡性安排，既可以迎来复苏信号的招手，也可避免经济结构的失衡。只不过决策者在考虑经济政策时更可能关注政策效果的及时性。而从前三季度的经济政策执行效果来看，至少相当程度实现了中央定下的目标。前三季度6.1%、7.9%以及8.9%的GDP增幅，既为全年实现8%的增长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也为中国经济推行结构转型的配套改革提供了行为空间。因此，中国经济复苏路径的标本意义在于：应对危机的策略组合不应受制于经济学意义上的孰优孰劣之争，而应关注经济由衰退迈向复苏的可行路径。只有在复苏舞台上跳舞，才能避免成为台下观众。

　　当然，笔者毫不讳言中国经济复苏路径也留下了诸多问题。尽管中国经济眼下的基本面在主要经济大国中是最好的，但如若我们忽视了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约束条件，过分看重依靠简单的粗放式投资和宽松货币政策营造的表面繁荣景象，则中国经济能否真正复苏以及复苏之后能否保持可持续增长趋势，就值得怀疑了。而业已呈现的经济失衡状况似还在恶化，以及由于流动性过剩而可能引发新一轮资产价格泡沫破灭的风险，更是各级各地政府不能不切实重视的头等大事。正如笔者在本栏多次说过的，鉴往知来的反思告诉我们，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经济内外失衡的环境里保持可持续发展。面对危机结束后可能到来的新一轮国家经济竞争，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既要重视保增长的策略性选择，更要通过系统性的政策设计与有效的执行力来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转型，以期将经济增长的下一个周期建立在结构均衡的逻辑起点上。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