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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这种机制造成通胀风险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政府为保持金融体系稳定让“资产泡沫”软着陆的难度和成本却变得越来越大。所以，关注“通胀”并不等于要“率先”或“死守” “宽松的”经济政策的组合。为了减少欧美国家救市政策可能的“迟钝应对”和由此带来的“负外部性”，我国现在就应加大力度引导产业资本向实业投资集中，限制金融资本过度流向股市或楼市。
中国第三季度宏观经济数据非常令人振奋，但是，判断中国经济是否已有了“质”的飞跃而到了可以结束救市政策的阶段，却还是很难。
这几天我在台湾参加“金融海啸与两岸经贸”论坛，准备题为“后危机时代的课题”的演讲，所以在此想着重谈谈当前中国通胀的形成机制与防范之道。
众所周知，正是凭借政府主导的经济刺激计划，公共投入弥补了外部市场需求萎缩的困境，中国经济才从今年上半年以来保持了增长的复苏势头。不过，从今年第二季度开始，外部市场需求渐趋恢复，但其消费者的偏好则从“时尚”品、“财富增值”品转变成对价廉物美产品的喜爱。而中国恰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拥有无与伦比的价格竞争优势，贸易顺差的恢复因此也越来越明显。所以危机前支撑着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沿海东部地区，现在的复苏态势就明显落后于政府扶持的中西部。另一方面，欧美各国经济同步救市计划产生了“正”的外部效应，虽然就业状况的恶化程度依然令市场担忧，不少学者还是依据经济复苏的数据估计经济靠政府救市的危机时代即将结束，而“后危机时代”可能首先将面临因各国政府大量注资等金融手段的救市方式所留下来的“高通胀风险”后遗症。
至少中国最近出现的一些问题很令政府担忧：首先，在经济复苏的同时，信贷却增长过速、外汇占款增加明显、产业资本转向金融资本的倾向也已显现，尤其是民营资本和外来资本在没有“商品市场”盈利的局面下，将其资金投向了貌似财富来得快的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局部地区的楼市价格在危机中没有实质性调整的状况下一路上扬，增加了当地居民和企业的生活成本和商业成本。而且，大量游资又在乘“虚”进场，于是，虚增的资产泡沫可能会通过大众的“货币错觉”，造成消费过旺的态势，进而产生由这种流动性过剩所带来的通胀。
笔者个人认为，目前这种机制造成通胀风险的可能性并不大。不管怎样，这一轮通胀很大可能将先起于发达国家。他们都还没有形成通胀格局，中国自身通胀压力已不可能凭空而起。但不可否认，今天政府为保持金融体系稳定让“资产泡沫”软着陆的难度和成本却变得越来越大。而且，目前国际要素市场价格也在反弹，如果国际金融资本再次看到世界经济复苏会为自身财富效应带来机会，那么，2007年下半年和2008年上半年那种由金融大宗商品投机所造成的生产要素通胀可能会重新席卷而来，如果我们无法抑制“支撑就业和产业结构转型”的实业投资，那还得面临输入性通胀。
当然，今后一旦输入型通胀变得势不可挡，那么，我认为其危害要比去年的状况更大。因为今天国内企业“整合”步伐在加快，企业在国内的定价能力变得越来越大，高成本的负担很容易转变为最终商品的价格上涨——从而导致广大消费者的生活负担变得越来越大。再者，由于中国政府在救市中的投资力度和经济调整的布局方面的干预程度超过了其他国家的规模和深度，由此带来的大部分城市“地方一般财政收支”的赤字问题已经变得不容忽视，如果中国政府目前的“输血”机制今后不能实质性转变为市场健康的“造血”功能，即“税基”越来越脆弱，那么，越来越严重的财政赤字所带来的通胀就会更加可怕，将直接影响社会的和谐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防患于未然，强调通胀风险尤其是抑制楼市泡沫和分散银行风险的举措将变得十分重要。但是，以“通胀”为由，为资产泡沫找到“理性投资”的理由，那是毫无根据的，因为资产价格不会仅仅因为通货膨胀预期增强而不断上涨，相反，当老百姓发现财富效应不可维持的时候（比如，做面包的产业资本都来分享有限的面包，那么大家一定会抢着把钱变成面包），可见，通胀上升和泡沫崩溃的双重格局所带来的经济“滞胀”状态才是中国经济真正危险的隐患所在。
现在，我们要密切注视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状况，敦促他们注意控制宽松货币政策的力度，避免导致去年那样的全球流动性过剩和由此带来的金融资本投机浪潮。在时机成熟时，应呼吁欧美政府及时“退市”，以减少他们的宽松货币政策对世界经济的负面影响。但是，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率先”或“滞后”放弃救市政策的做法，都会使得中国经济遭遇国际投机资本的流入和流出的“攻击”——虽然中国资本账户的管理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他们对中国宏观经济冲击的程度，但是，他们所造成的心理影响会扰乱中国经济主体的理性决策，最终也会使得中国政府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逐步下降。
总之，关注“通胀”并不等于我们要“率先”或“死守”危机时代延续下来的“宽松的”经济政策的组合。相反，为了减少欧美发达国家救市政策可能出现的“迟钝应对”和由此带来的“负外部性”，我国监管部门现在就要加大力度引导产业资本转向实业投资集中，限制金融资本过度地流向股市或楼市。否则，欧美政府的“不作为”会对“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的城市化进程、结构调整和制度创新带来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