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潘启雯
在过去两个多世纪，工业经济的发展，持续的经济繁荣不时被经济周期、长期波动、剧烈震荡以及破产倒闭所“打断”。其中，19世纪末的长期通货紧缩、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及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广泛的经济衰落，是比较大的三次危机。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彼得·古勒维奇说，“国际经济危机对国家来说就像化学中的化合物的反应试剂一样：他们引起变化并揭示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关系。”他在他的比较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艰难时世下的政治——五国应对世界经济危机的政策比较》中，着重分析法国、德国、瑞典、美国和英国五个国家对这三次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应对策略的选择，正是想通过从中找出某些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线索。
这五国至少在一个世纪里都建立了复杂的经济体系，部分是现代化的，部分还比较落后；部分实现了工业化，部分还处于农业社会；部分以在世界范围内的积极竞争为重点，部分则以保护国内市场为主旨。令古勒维奇感兴趣的正是在这段时间内都五国保持着资本主义性质，除了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外，在政治上至少都部分地实行了民主宪政。研究条件相似的国家在遭受同样的压力时在反应上的差异，就有可能认识到某些事情的内在原因和结果。
当19世纪末的长期通货紧缩来临时，自由贸易已扩展到了欧洲的工业化国家。受经济增长的推动，这五国也普遍接受了比较优势的理念。然而到了1873年，迫于物价持续暴跌的严峻形势，很多生产者强烈要求关税保护和其他形式的救助。只有英国继续倾向于实行自1846年公开废除《谷物法》以来就存在的自由贸易政策。而在德国、法国和瑞典，保护主义大行其道，并由此带来了各种社会行为者之间特定联盟的调整和加强。美国农产品覆盖了整个欧洲，实行农业关税没有多大意义，因此它只实行了工业保护。
对此最简单的解释是，这些结果取决于新的经济环境对每一个国家中工业、农业和劳工主要团体的影响方式。作为首个工业化国家，英国发展了与世界贸易紧密相连的大规模金融、贸易部门，农业也开始适应国际专业化竞争压力的要求。劳工被一些世界领先的工业企业所雇佣，他们担心食物的价格，但是在废除《谷物法》之后，劳工也开始支持自由贸易。当1873年物价下跌时，有的农民和一些钢铁生产者为贸易保护主义而战，但他们被更大的联盟打败了。
与英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国。作为后发的工业化国家，德国的工业面临着与英国的激烈竞争；银行没有与国际金融和贸易相联系；农业结构脆弱，缺乏适应能力。出口导向型与技术密集型工业如化学工业和电气设备工业倾向于自由贸易，农民们则寻求更廉价的粮食喂养奶牛和肉鸡，劳工更关心食物的价格。但自由贸易的支持者最终失败了。
在法国、瑞典和德国，经济意识形态随着经济状况的变化而发生着相当迅速的转变。所有的经济观点都在极力争夺政治上的制高点。在美国，国家结构、经济意识形态、代表机制和国际环境都与欧洲国家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异。虽然如此，所有四个国家中的贸易保护主义组织都设法获得了成功。
在1929年的经济萧条蔓延之后，普遍的政策反应是实施正统的、古典的通货紧缩的方案：削减所有成本以鼓励销售和投资，这意味着降低工资、税负和支出。但是通货紧缩政策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英国通过英镑贬值、恢复关税、补贴农业和市场调节，以及承诺对工业实施一些有限的救助方式，颠覆了长期以来所奉行的古典主义理念。但是英国并没有使用需求刺激政策，而瑞典、德国和美国则实行需求刺激和宏观经济调控管理的方法。法国实施通货紧缩政策比其他国家稍晚，在德国，由于工会遭到破坏，国家通过政治镇压的方式调整了经济。
只有在瑞典，各种社会力量间的谈判交易才是最清楚的。瑞典农民党和社会民主党达成了奶牛交易的协议，对农民发放补助金，而对城市保持一定水平的失业补助，1936年大选证明了农民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联盟牢不可破，之后高科技产业与国际化导向的商业集团在1938年达成了一个以国际化市场为向导的协议，劳工放弃了他们的社会化要求，同意不再罢工，企业接受了高工资、工会权利和劳工政党掌握政府的条件，农民则保住了他们的补助金。
1933年的新政，把美国劳工和农民紧密结合在民主党周围，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综合主义式的国家复兴管理局（简称NRA）。但是这两个团体的关系随着商业的变化而变化。先是与服务国内市场为导向的民族主义企业联合，两年内又分裂。1937年后的第二次新政，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把分裂的部分又重新聚合在一起。“瓦格纳法案”对劳工做出了巨大让步，这有助于促进工会的发展，提高工会的组织化程度，促进保障制度的建立，而且从国家复兴计划的残骸中挽救了农业项目。
在这次危机中，正如在第一次中一样，政策偏好和经济行为者联盟的倾向受到了五国各自在国际经济中地位的强烈影响。比较而言，社会团体在协调各种社会力量关系中的作用出现了不断增强的趋势。在应对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建立了大量的组织以负责代表和管理社会行为者。而组织领导者做出的特定决策在这次危机时期的政治生活中显得尤其重要。当然，现存的联盟，在有的情况下被证明是持久的，具有适应性的，而在其他情况下则是脆弱的和不牢固的。20世纪70年代早期国际化竞争所导致的广泛性危机，破坏了二战之后所达成的和解。在处理相关问题上，劳工、农业和商业等利益集团日益陷入困境。
失去了传统上在商业和农业领域内的盟友，劳工趋于保守，目标只在于追求维护工资、社会服务和工作方面的既得利益。政治关系的这些变化对制约政府和限制政府试验产生了影响。法国社会主义者在密特朗执政时从国有化、平等化和财政刺激，转向紧缩国家开支和重视市场杠杆作用。相同的困扰同样束缚着瑞典社会主义者，导致了英国工党、美国民主党和当时西德的社会民主党的分裂，但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也难以降低比战前标准高得多的国家福利水平。这两个国家继续大量使用国家干预经济的手段。
国家间政策的差异性能从每个国家的社会行为者之间关系的不同中得到部分理解。瑞典接受了国际市场的调节，但在劳动市场和工业调整方面却比美国有更多的干预，它利用协商机制来推动调整进程。瑞典的劳工运动通过利用一些政策手段就比美国的劳工运动具有更大的影响力。美国的金融、贸易和制造商集团，由于具有世界最大规模大的经济和世界最多的储备货币，在占有的资源和面对的挑战上与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有所不同。
瑞典劳工的力量与其组织形式密切相关，特别是瑞典工会组织的集权化以及与瑞典社会民主党的联系。他们通过参与政府而获得资源和鼓励，并在这种互动过程中增强了控制能力。在法国，国有化作为一项政策选择是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政党以及工会运动相联系的。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中，国家行为的政治意蕴发生了变化，国家干预已成主导哲学，包罗万象的福利国家取代了守夜人式的政府。在这五国中，不同经济观点的权重受到组织化承诺的模式、意识形态以及调解社会压力和政策选择之间关系的制度的深刻影响。
与稳定时期相比，经济危机时期因为政策的巨大变化和社会联盟的重新组合，往往更容易看出其运作过程及其特征。具有最大自由的时刻就是危机之时，这正是作者在本书中集中关注危机的主要原因。经济危机充满风险，但也孕育希望。未来总是需要我们的想像力和创造力，而这需要我们借鉴前人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