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黑车的“钓鱼式”执法将上海推到了风口浪尖，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如果政府及相关的执法机构没有迅速公开透明的回应机制，就会遭遇信任危机。而在建设金融中心的过程中，这恐怕是承受不起的代价。

　　金融业的核心本质是“服务”，是将钱通过金融系统交给陌生人来打理。传统上，我们将传道授业解惑交给老师，将生命交给医生，都是基于信任。而老师和医生，我们都看得见或者认识，而为我们的钱提供服务的金融家和相关从业者，我们通常一无所知。

　　而我们信任市场，是基于几个前提。首先，市场上商家之间相互竞争，你盯着我，我盯着你，谁犯错误可能就招致严重后果，因此来自竞争方的监督就很重要。不过问题在于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是竞争充分的，并且要保证良序竞争，还需要市场经济的法治基础。另外，正如汪丁丁强调过的，还需要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作为支撑，这也得到了近年来在行为经济学界大行其道的神经经济学相关证据的支持。也就是说，信任实际上是基于竞争、法治和道德有效运行的基础上，一旦其中某个环节崩塌，信任也将遭受危机。

　　张维迎和柯荣住在2002年发表过一篇《信任及其解释：来自中国的跨省调查分析》。他们发现，一个地区能否被人们所信任，与地域文化并不紧密相关，更重要的是跟人们之间的交易被重复的可能性、交易的发达程度、教育水平等因素有关。在文章的结论中，上海是受他人信任度最高的城市。对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而言，这是个极其有力的支持。而现在发生的钓鱼执法事件，却使上海遭受信任危机。

　　有意思的是，张维迎和柯荣住进一步讨论了交通对信任的影响。通常而言，信任受到重复性交易的影响，而发达的交通有助于实现重复性交易，同时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一旦交易成本降低，人们之间的交往互动就会增多，有助于分享信息和提高信任程度。但很显然，上海钓鱼执法事件，已使这种信任被相关执法单位完全破坏了。这里的问题是，作为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和法治基础，都被政府相关执法部门意在谋取自身经济利益的干预行为破坏了，致使整个市场的信任关系被破坏。

　　这不仅仅只是破坏了单个市场上的信任，而是对整体性的市场的怀疑，金融市场也不例外。因此，尽管是上海交通依旧在发展，从表面上看，交通设施对一个地区的信任度有显著影响，特别是在人口密度大的地区和城市地区。像上海这样的城市，当信任度为10 %时，交通设施平均增加一万公里，信任度就会提高10 %。但如果信任度为负值，增加的交通里程数，不过是增加了更多的不信任而已，因为要时刻担心会不会有“钩子”出没。在这种充满怀疑的氛围中，是难以实现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伟大抱负的。

　　显然，上海应迅速启动一系列危机公关措施，以应对这场危机。笔者认为，可以将所有罚款用于设立一个“爱心司机公益基金会”，因为闵行区执法局两年就罚得超过5000万资金。而5000万以上的公益基金会，已可以组建一个全国性的公募基金会，政府在税收上给予捐赠免税抵扣的资质，甚至可以考虑将全国的钓鱼执法的罚款都纳入这一公益基金会运作，专门用于奖励沿途搭载因为各种紧急情况有需要帮助者的司机。有些司机做了好事不留名，不来领取奖金的，相当于变相继续捐赠这个公益基金会。但受过帮助的乘客可以记录下来，以供公益基金会建立爱心司机数据库，在年终时给予奖励。事实上，善良的爱心司机们若不领取的奖金，同样可以用于帮助司机群体中需要帮助的那些人，通过直接补贴（贫困和重大疾病补贴等）和小额贷款（用于发展自己的小生意等），来改善司机群体的福利。当然，这个基金会的运作一定得交给专业人士，透明运作。

　　那些遭受罚款的司机们，原本因为爱心行为却被钓鱼执法，损失钱事小，断了帮他人之心事大。所以，爱心司机公益基金会最为关键的任务，是让他们重新意识到帮助他人是没有错的。这也是重建信任关系的重要一步。即便这样做只是消除交通里程上的负面影响，只要能保持对交通问题中性的看法，交通里程数的增加，亦会成为促进信任的因素。而信任，是金融业务的生命所在。

　　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重新找回自己值得信任的形象，至关重要。

　　（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