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远见到斯蒂格利茨，直觉告诉我，这是一个矛盾的天才。看似和蔼易笑、容易接近，但生性狂放，不会为任何形式束缚。接近他的中外经济学家也告诉我，这个少见的全能型经济学家，向来只尊重事实，而不会顺从任何权威或老板。

　　和他所研究的领域——灵活的、不对称信息市场一样，斯蒂格利茨并不是个书呆子。他算得上善于经营的经济学家，商业咨询、版税、高额的教授年薪。但斯蒂格利茨每次来华都不收出场费，甚至连往返中国的机票也不是中国主办方出的，因为他认为“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不应该增加中国的经济负担。”

　　小城大家

　　和以往一样，斯蒂格利茨在中国的时间几乎以秒计算。但在论坛发言时，斯蒂格利茨显得很High。没有草稿，站上主讲台就直接开始了滔滔不绝的即兴发言，以至于超过了限制时间；他甚至还开起了一些经济现象的小玩笑：“现在，美国每6个工人中就有一个得不到全职的工作的，美国估算今年的失业率达到9.8%，这还不包括那些没有工作能力的人——实际上，由于残疾导致没有工作能力的人得到的补贴可能比失业补助还要高。”

　　斯蒂格利茨比任何一个象牙塔内的经济学家更深知失业率意味着什么，因为他来自于美国重工业城——印第安纳州的小城Gary。他出生在一个普通的犹太裔家庭，儿时的玩伴、同学们多是工人阶级的子女，少年时他就知道解雇、公司破产是什么。“不像那些在城里或城郊长大的人，我并没有和周围的人隔离开。”Gary这座重工业城无疑是逐渐失落的工业文明的写照。

　　14岁的斯蒂格利茨开始计划自己的人生，准备将来做个大学教授，而本科就读的阿姆赫斯特学院决定了他的未来：因为从那时起，他才发现经济学的无穷乐趣。1964年本科毕业后，斯蒂格利茨进入麻省理工学院深造，以24岁的年龄，成为麻省理工最年轻的博士。以至于当他前往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从事研究工作前，老师萨缪尔森在推荐信中称赞，“这个年轻人比我聪明。”在美国，斯蒂格利茨的天才再次得到认可，1970年，27岁的斯蒂格利茨被耶鲁大学聘为终身教授。

　　因其对信息经济学的开创性成就，9年后，斯蒂格利茨拿到美国经济学会两年一度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该奖只发给做出杰出贡献的40岁以下经济学家。尽管外界呼声较高，但直至2001年，因为同一成就，斯蒂格利茨和另外两位经济学家才共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有意思的是，1990年代中期被问及“为何迟迟未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时，斯蒂格利茨曾半开玩笑地说，“只有在经济学家的理论被证明错误时，才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关于斯蒂格利茨的建树和业内地位，有一个小段子。美国经济学家协会召开年会时，按规定，到场的经济学家在签到时应填写专长领域一栏，众人仅写一个经济分支。斯蒂格利茨居然大笔一挥，在这一栏写下“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这几乎意味着其通晓整体经济学领域。事实上，这也不是他说大话，业内对此也相当认可，因为其发表的论文已经包括信息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货币经济学、国际经济学、金融市场、收入分配、公共财政等诸多主要经济学领域，且多为原创性观点，即使在西方顶级经济学家中也较为罕见。

　　不听“老板”话的失败官员

　　在学术界一帆风顺的斯蒂格利茨，在官场并不走运。1993年，年近51岁的斯蒂格利茨抱着一腔“治病救人”的理想跻身政治领域，但耿直的个性令其无法实现抱负。

　　1993年至1995年期间，斯蒂格利茨就职于克林顿政府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斯蒂格利茨已经清楚地看到美国经济存在的弊端，并毫无保留地向政府提出，而他也在1995年到1997年，从顾问被提升为该委员会的主席，但他仍深感无法施展才华。

　　1997年，生性高傲的斯蒂格利茨跳至世界银行，担任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年薪远高于克林顿经济顾问团的13万美元。但高薪未能改变斯蒂格利茨的立场。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和巴西金融危机相继爆发。IMF和世界银行开出四剂“药方”，希望斯蒂格利茨去推销“私有化、资本市场自由化、市场定价以及自由贸易”，以求用市场化解决问题。对此，斯蒂格利茨断然拒绝，因为此方与其多年研究成果恰恰相反，在他看来，由于存在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市场运转有时会失灵，故市场不可能是万能的。在全球化时代，市场原教旨主义恰恰是最危险的敌人。由于斯蒂格利茨的其他一些尖锐批评开罪了IMF和世界银行，2000年被要求辞职。

　　这些从政经历令斯蒂格利茨更透彻地看清了政界的短视和错误立场，离开政坛后，斯蒂格利茨任职于哥伦比亚大学，但并未改变“炮手”本性。

　　2001年，其撰写的《全球化及其不满》轰动全球。在该书中，斯蒂格利茨揭开了IMF的真面目，通过回顾过去数十年全球化中亚洲和拉美金融危机的前因后果，及第三世界和一些东欧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的经验教训，批评了华盛顿政经界盛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向权威的经济学家和国际政策的制定者发出道德挑战，指出将华尔街金融资本利益置于贫穷国家利益之上的错误行径。

　　2002年，斯蒂格利茨将美国作为解剖对象，连抛两枚重磅“炸弹”。在《喧嚣的90年代》一文中，其大肆批判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式资本主义；并预言，如国际经济金融界不作出相应改变，未来将难逃更大的危机。2008年3月，伊拉克战争五周年纪念日，斯蒂格利茨与哈佛大学的琳达·比尔梅斯合著了《耗资3万亿美元的战争》，该书中揭露：“战争将耗费美国约3万亿美元的巨资，另外还有3万亿美元的代价将由全球其他国家来埋单——这远远高于战前布什政府的预期。”

　　即使在各大名校任教期间，斯蒂格利茨的不守常规、难以管束也闻名于外。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张明博士曾在《斯蒂格利茨：失败的官员和成功的学者》一文中提到，尽管每所大学都给予其终身教授职位，但除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外，斯蒂格利茨在其他大学任职均不超过五年：耶鲁大学只呆了近5年、斯坦福大学呆约2年、牛津大学呆了近3年。耶鲁可能是对他束缚最多的学校之一，因为和斯蒂格利茨签的聘用合同附加条款中居然包括“在课堂上必须穿鞋子；必须开具自己已经租房的证明（他经常工作到深夜而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以至于人们认为他故意蹭公家的房间）”。其实，了解斯蒂格利茨的人知道，他父母就是工作狂，斯蒂格利茨的父亲95岁才从保险代理人的岗位上退休；他的母亲今年80多岁，仍在从事教育工作。

　　斯蒂格利茨像候鸟一样不停地迁徙于美国、英国的顶尖大学经济系，这一方面缘于他是一个贴近市场的经济学家，另一方面可能是因其天性使然——据说，在斯蒂格利茨家的饭厅墙壁上挂着一张世界地图，吃饭时他有时会检查一下，看看还有哪些国家和地区没有去过。

　　金融危机的七个教训

　　作为2002年最早预测到经济危机的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不得不谈谈“我们可以从危机中学到什么”，这恰好是其一直主要研究的“市场失灵”问题。

　　斯蒂格利茨认为：“第一个经验教训是，市场并不是如我们预想的那样可以非常高效地调节。其实，资本主义以来的多次历史经验证实市场就处于不断的波动中。但有些人错误地认为进入了全新的世界，历史已经不重要了、没有意义了。金融危机告诉我们，金融市场并没有发挥其应该发挥的作用。金融市场原本应该发挥资本分配、管理风险、且以比较低的交易成本来进行，但如今的资本市场将资本乱分配、高管理风险、且以较高的交易成本进行。比如说，2007年40%的公司投资于股市。”

　　在斯蒂格利茨看来，第二个教训是放松管制。由于每一次金融危机都会挽救银行，所以大家就误认为银行没问题、世界不会崩溃，就会好了伤疤忘了痛。第三个教训是，亚当斯密说错了，其实“看不见的手”并不一定总起作用。因为人是贪婪的，影响了“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这就是必须管制的初衷。第四，人们常批评管制，其理由之一是管制抑制创新。但是历史上多数金融创新带来的价值都是负面的。比如说假账。金融体系倒有一块是创新出来的，即风险投资，但这是由于金融体系其他领域的错误而诞生的。如果金融领域能将注意力放在管理风险上，将创造出非常好的产品，或者帮助大家管理好自己最重要的资产——房子。如果这样，何来如此大的金融风险？第五，国际金融体系中，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的位置。金融体系的最大特点之一，即有大量的跨边界、跨国界的交易，美国给金融市场注入了很多的流动性，这些流动性带来的不是价值、而是泡沫。

　　在谈到影响时，和以往一样，斯蒂格利茨是公平的，站在弱势群体这一边。他说，“金融危机中，每一次倒霉的都是穷人，因此需要更好的社会福利、安全体系；第七，就机制运作来看，我们需要更好地平衡。只有这样，才可能有一个更好的金融体系。无论G20大会、IMF，他们的主要负责人都是催生本次金融危机政策的机构和学者，他们不可能吞下自己造出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