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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并未调整利率，但给出了调整利率的先决条件。满足这些条件可能还需要半年左右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包括中国在内的率先复苏国家将要承担更多的政策调整压力。中国政策面或许面临先于美国调整宽松政策环境的需要。
美联储这次议息会议，如市场预期将基准利率维持在0至0.25％不变，原本没啥悬念，但还是引发了广泛关注。因为以色列、澳大利亚和挪威的央行已掀起了一场小规模的加息潮，澳大利亚央行甚至已两次加息，印度央行则提高了银行准备金率，离启动加息仅一步之遥，而印尼、韩国等新兴经济体加息的时间窗口预计也将开启。
在此背景下，市场当然希望从议息会议声明的措辞变化中捕捉未来政策调整的些许信息。果然，自今年3月以来，美联储首次微调了未来政策指引，将资产收购计划的规模象征性地减少了250亿美元，将维持低利率的理由调整为：资源利用率低，通胀趋势不明显，且通胀预期稳定。这其实是给出了未来调整利率的技术基础。
美联储措辞的微调，为提前加息带来了可能性。但无论如何，鉴于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以及美国货币政策对其他经济的外部影响，美联储的政策承诺，对其他国家并无多少意义。各经济体复苏的进程参差不齐，客观上要求在不同时间启动退出或紧缩周期的按钮。相比包括中国在内的率先复苏国家而言，美联储的退出时点可能过晚，似乎有意要搭其他经济体经济复苏的便车。要知道，在全球从衰退中复苏的进程中，率先收紧政策的经济体将承担更多的调整成本。美联储相对别国较晚启动加息周期，美元势将继续走软，而这将提升美国出口的竞争力，并减轻其不堪重负的财政压力。
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的这种失调，其实是与主权货币充当国际储备货币的困境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美国从其本国出发的政策定位，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其他的经济体，而这无疑增加了中国等国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难度。权衡利弊之下，就中国而言，似乎不必一定要后于美国作出调整。笔者认为，对照美联储给出的政策调整指引，中国有必要先于美国考虑将宏观经济政策转为中性。
在未来半年里，中国的产能利用率或许不会达到极限，但经济活跃程度可能会以较快的速度接近潜在产出水平。所谓潜在产出水平，指的是可以持续达到的最大产出水平。现在，对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普遍预期在10％左右，乐观的预期超过了11％。鉴于今年的基数不高，这一增长率还不足将经济运行带到过热区间，但肯定已接近了潜在产出水平。主流测算认为，中国的潜在产出水平增长率在10％以下。当经济增长率超过这一水平时，至少会有某种资源出现紧缺，从而造成过热压力。
中国的通胀形势看上去要比美国明朗。CPI变动即将转为正增长，预计在2010年会出现持续的温和通胀。如果将CPI的各个项目分解来看，出现显著通胀的可能性并不大。但传统的物价指数已不太适宜用来考察现代经济周期。在流动性管理中，金融市场和资产价格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观察最近的一些信号，即便CPI未出现令人不安的上涨，也并不代表流动性就是适量的。
半个月前，国务院已经明确将管理通胀预期与保增长和调结构相提并论。央行今年第三季度储户问卷调查显示，居民通胀预期持续加强，当季对未来物价预期指数达到 66.7%，已连续第三个季度上升。通胀预期升温是与经济复苏相伴随的正常现象，也与较为宽松的货币信贷环境不无关系。一年以来较快增长的货币供应，对经济企稳回升以及打消通货紧缩预期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但如果通胀预期管理不当，有可能出现超预期上涨。在经济复苏根基尚不稳固的背景下，如何合理平衡继续推动经济增长和潜在通货膨胀的关系，是对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宏观调控的重大考验。
全球经济不再唯美国马首是瞻，经济政策亦是如此。认为中国不会先于美国收紧政策的观点，主要是担心加息会吸引热钱流入。不妨注意一下多个先于美联储加息的国家。这些国家中包括了小型开放经济体。应该说，就国际账户的开放程度来说，这些国家的开放程度要大于中国，国内市场对利差的敏感性要高于中国。显然，国际热钱流入中国，最为看重的还不是利息收入，利差在资本流动动因中并不占据主导地位。毕竟，热钱进出中国还是有一定成本的。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退出或收紧政策还不需要从加息入手。宏观调控政策紧缩将是一个持续渐进的过程。我们已经看到，今年下半年信贷增量显著下降。这意味着，与发达经济体不同，中国的经济政策调整可能很难找到一个时间节点。在西方，利率调整被认为是关键信号。但可以预期，我国的政策收紧将从窗口指导开始（信贷发放的指导实际上已经开始），再到货币市场利率、存款准备金率，这中间可能会伴随收紧项目审批，其后才会是进入加息周期。如果只看到中国在美国之后加息，就认为我们的经济政策后于美国调整，那是有失偏颇的。中国的政策调整更可能从数量型工具开始。
而局部政策调整实际上已经开始。这些调整实际上只是由宽松向中性的回归，并且，这个回归速度是渐进的，缓慢的，结构性的。虽然这些调整可能先于美国，但在相当长时间里，政策面的整体效应还是扩张性而非收缩性的。因而，这样的调整并不需要改变当前的政策基调。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宏观经济观察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