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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经典”拍卖已价值背离
他表示，卖场上经常使用的“红色经典”或者“红色美术”，是局限在特定时代内的“革命”意义的主题创作范围之内，更多是和“文革”时期的美术相联系。而“主题创作”既包括革命历史主题或者现实主题中表现革命性的那一类创作，还包括重大社会现实主题，比如说，抗非典、抗震救灾等等的主题创作，所以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
他认为，自从大约十年前嘉德公司第一个“新中国美术专场”出现之后，“红色经典”的拍卖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市场的不太关注到追捧，有着一个发展的过程。像王薇这样出于系统收藏的目的去购藏的是一个方面，而多数人还是看中了它的文化和历史价值背后的市场潜力。而“红色经典”的持续升高和王薇的追捧是有一定关联的，如果没有像这样的收藏家对其葆有独特的爱好，这个市场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形成一个不断的高潮。他强调，近两年来这类作品价格的飙升，已经出现了异常的现象，因为超高的价格已经和它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相违背，更重要的是由于这种红色经典作品拍卖价格的持续高涨，一些画家去临摹过去的作品，这种重新绘制现象的出现，使得这类作品在拍卖市场上出现了异动，尤其还存在着一些真伪的问题。
“红色经典”要关注两种作品
他对“红色经典”的艺术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这些作品都表现了与特定时代相关联的社会政治文化的背景，是一个时期一代人认识历史和现实的重要的图像资料，比如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中，由于早期的革命历史缺少图像资料的印证，那么，艺术家根据相关的历史记录来进行创作，则成了反映这段历史的重要的图像资料。艺术家通过体验生活、走访革命圣地、走访当事人等等，以艺术的方式还原历史，还凝聚了当代人的文化创造，它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是不言而喻的。至于政治因素的影响，他认为应该区别来看待，比如延安时期的主题创作，它密切配合了当时的抗日这样宏大的社会主题，对于推动社会前进，影响抗日进程，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新中国成立后的作品，也应该尊重这一代艺术家的辛勤劳动以及艺术上的独特创造，他们千方百计地寻找自己的方式以独有的艺术语言来表现时代主题，即使在 “文革”时期在全国美展中仍然出现了一些在今天看来都是比较优秀的作品，比如汤小铭表现鲁迅的《永不休战》等。而当代人对于这些历史作品的借鉴或者对于它的一些局部的运用，则表现出了这些主题创作仍具有当代性。
他指出，这次展出的作品，有一部分是当时最有影响的代表作，比如像戴泽的《和平签名》，沈加蔚《为伟大祖国站岗》以及陈逸飞的《踱步》，它们都是与之相关的那个时期的代表作；另一部分则是“代表性艺术家的重要红色经典（主题创作）作品”，这些画家在美术史上有各自的地位，其一生中可能有很多重要的作品，可是，主题创作是它们的重中之重，是代表性的作品。这两类型的作品在当下都具有比较高的收藏价值。他认为基于美术史的研究，当时最有影响的代表作无疑在美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有代表性的艺术家，他们在美术史上同样占有重要的地位。
私人收藏意义重大
他表示，当前对于主题创作做历史的、系统的、理论的研究，时机已经成熟。随着市场的兴起，各个历史时期之内的重要主题创作，已经逐渐呈现在公众面前，已经流向社会，我们有可能利用更多的资料去还原一段真实的历史；而曾经为这些作品付出心血的一代艺术家，虽然有许多已经离开了人世，但绝大多数还健在，他们对于这些作品的回忆也脱离了往日的忌讳，有可能去真实叙述当时的心态和创作的过程，这就使得我们有可能去接近一个真实的历史。从这个观点看，展览所披露的私人藏品与国家的美术馆的收藏是一种互补的关系。
作为研究新中国美术史的学者，陈履生表示，当他第一次看到王薇收藏的图片时，给他的印象就是一部完整的自延安以来的美术史。虽然这些作品中缺少像《开国大典》这样最具代表性和唯一性的作品，因为毕竟这是一个私人收藏，在重点作品方面它很难和国家的收藏相比，但是，这一系统收藏对于国家收藏的补充，其重要性也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在“文革”结束之后，国家的美术馆、博物馆相继清理了一批“文革”时期的作品，包括《毛主席去安源》，包括王薇收藏的沈加蔚的《为伟大祖国站岗》，都是国家的美术馆、博物馆退还给作者的，后来流落到民间，她的收藏无疑弥补了国家收藏的不足。
他还透露，到明年她的艺术博物馆就会在上海落成。作为一个私人的艺术博物馆也许会成为一个综合性的博物馆，因为她的收藏有很多的系列，包括古代美术、当代艺术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