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明
美国总统奥巴马从昨天开始的首次中国之旅，是他此次东亚之行的重中之重。预计中美政府会谈最吸引眼球的两大看点，莫过于人民币汇率与气候变化问题。虽然各方对奥巴马此行期许甚高，但笔者认为，双方形成重大共识的可能性并不大。
人民币汇率问题与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紧密交织在一起。从今年第二季度开始的美国实体经济反弹，能否持续还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在私人部门消费和投资尚未反弹之际，华盛顿迫切需要通过改善净出口（降低贸易逆差）来推动经济增长。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从第三季度起，奥巴马政府相继对中国出口的轮胎、铜版纸与无缝钢管采取贸易制裁措施或者启动反倾销调查。预计未来一两年将是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高发期，中美贸易前景将更加坎坷曲折。
对中国具体的出口产品实施贸易制裁，自然不如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那样事半功倍。因此，与贸易保护主义勃兴交织在一起的，是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卷土重来。尽管美国财政部在最近一期报告中仍未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但奥巴马总统明确表示，将在北京与中国政府讨论人民币汇率。
白宫的逻辑是，由于中国政府通过持续干预外汇市场使得人民币对美元长期低估，形成中国出口商品在美国市场上不正当的竞争优势，使美中贸易逆差不断扩大，这一方面加剧了全球经济失衡，另一方面中国外汇储备的累积也加剧了全球流动性过剩，从而间接造就了美国的房地产泡沫。因此美国政府会敦促中国政府采取两方面的措施：第一，降低对外汇市场的干预，让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显著升值；第二，刺激国内居民消费，降低储蓄率，从而降低经常账户顺差。
对于美国政府的指责，中国政府将给予针锋相对的回应：首先，人民币升值未必能够改善美国的贸易逆差。从根本上而言，美国经常账户逆差是由美国居民过度消费所致，以目前的状况，人民币升值无非是把美中贸易逆差部分转变为美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例如墨西哥、印度或越南）的贸易逆差；其次，中国贸易顺差与美国贸易逆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目前的全球分工格局所致。中国的贸易顺差一半以上是由“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形成，而且中国加工贸易行业占主导地位的是外资企业；再次，中美贸易逆差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华盛顿限制对华出口高技术产品所致。
针对美国政府开出的政策清单，中国政府自然要礼尚往来。其一，中国目前依然是美国政府的最大国际债权人。而目前中国的美元资产面临美国国债贬值与美元贬值的双重风险。中国政府会敦促美国政府采取更负责任的财政政策与美元汇率政策，以保护中国作为债权人的利益不受损害。这是中国政府可以用来与美国政府要求人民币升值来讨价还价的。其二，敦促美国政府进一步放开中国企业在美国的股权投资，因为这有助于降低中国的国际收支顺差，降低外汇储备；其三，会要求美国政府开放对华的高技术产品出口，要求美国政府取消各种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并承诺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
在本次奥巴马访华的另一场重头戏——气候变化问题上，中美既有共同利益也有重大分歧。一方面，中美可能在全球范围内被视为两个在气候变化领域的“落后国家”。尽管这两国是全球温室气体的最大排放国，但中国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拒绝承担量化减排责任，而美国则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没有加入《京都议定书》的发达国家。在节能减排技术上，中国固然显著落后于美国，而美国又显著落后于欧元区国家。欧元区国家在全球节能减排的问题上现在占据了主导地位，在使得中美似有同处一条战壕内的意思。但另一方面，美国自然希望敦促中国按照发达国家的标准承担应有的量化减排指标，而中国政府也会指责美国作为全球最发达国家没有履行在节能减排方面的公共责任。
更为有趣的是， 9月，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代表中国提出了包括争取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有显著下降等四项节能减排承诺，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并转变为对美国在气候变化领域行动迟缓的压力。有些欧盟官员甚至开始批评美国在节能减排的进展显著落后于中国。
无疑，中美都有进一步推动节能减排的动力。但要求将中国与发达国家一视同仁，履行相同标准的量化减排责任，显然不合理，甚至可能损害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因此，无论是与美国的双边摊派还是在国际多边舞台上，中国都会据理力争。而美国的问题则主要来自参众两院的压力。一方面，美国国会更多从美国国内利益出发考虑问题，加入京都议定书自然会对美国之前的粗放性能耗模式产生显著冲击；另一方面，美国国会也指出，如果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大国不给出实质性承诺，美国单方面签署协议对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也没有实质性意义。这无疑将给年底哥本哈根会议带来新的不确定性。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金融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