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曾经创造的空前繁荣也许会成为历史记忆。

　　尽管资本和技术的两大代表性人物——巴菲特和盖茨本月12日在作客哥伦比亚大学时依然信心满满地为资本主义打气，声称“金融危机已远离”，“资本主义棒透了”；但在同一天，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则坦承中国GDP超日本是当然的事；1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东京发表亚洲政策演讲时表示，美国不谋求遏制中国。一叶知秋，势移时移，20年前，如日中天的日本在经济上哪里把中国放在眼里；而为了获得贸易最惠国待遇，中国那时几乎每年都要派代表团赴美采购并展开游说。可以说，当时经济实力只及日本四分之一的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很不平等。在国际经济与金融体系中，中国根本谈不上扩大话语权问题。1989年，当时西方政治学界的代表人物弗朗西斯·福山迫不及待地提出了“历史的终结”命题，试图论证资本主义在与社会主义的制度竞争中已取得完全胜利。但是西方政经领袖与学者们没有想到，资本主义在创造了史无前例繁荣的同时也意味着其衰落的开始。历史没有终结，世界仍在进步。2008年，当雷曼兄弟破产引发全球金融体系崩溃、华尔街惊慌四起时，一向秉持“积极不干预”原则的美国政府迅速展开了史上最大规模的金融救赎行动，并放低身段积极寻求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支持。如今，连巴菲特似乎也在感慨“当时唯有政府能拯救一切”。当然，谁也不能低估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能力。正如盖茨所言，即使在国家“最黑暗的时期”，美国企业依然不断创新。而高傲的金融资本只要愿意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其财富创造能力依然令人生畏。不过，尽管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经济体正在竭力稳固金融产业，重整实体经济以挽救颓势，但他们显然很难阻止全球经济与金融重心向东方转移的趋势。用世行行长佐利克和IMF总裁卡恩的话来说，权力和影响力将会明显东移。而普华永道首席宏观经济学家雷克斯沃思则表白得更直接：到本世纪20年代末，世界经济将翻一番，E7(新兴七国——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土耳其、印尼和墨西哥)的GDP将达到全球的40%，而G7只占30%。届时，全球经济将构筑新的均衡。

　　笔者认为，全球经济金融力量东移也许会持续十年乃至更长时间。当历史将中国推上负责任大国地位之后，中国在国际经济与金融格局中行为空间的扩大是必然之势。

　　从1944年算起，美国主导国际经济秩序已长达65年。其间，全球经济力量中心一度向日本倾斜，但缺乏一整套国家竞争战略的日本最终被“广场协议”绑架，经济发展脚步大乱。而当日本失去了作为美国经济最大竞争对手的潜质之后，中国经济崛起成了20年来国际经济格局变迁的显性特征。20年前，中国经济尚不及美国加州的规模，但到了2008年，中国的名义GDP已达美国的29.4%。中国的经济潜力、充裕的外汇储备以及惊人的储蓄率令美国既羡慕又嫉恨。西方财经领袖何尝不想通过操控人民币汇率来延缓中国经济前进的步伐，但面对愈发具有国际视野且经济、外交经验不断丰富的中国同行，西方要想复制22年前的“广场协议”，几乎不大可能。如今，中国不仅凭借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使本国经济率先从全球衰退泥淖中上岸，而且以高度的责任感帮助稳定国际金融秩序，并在构建公正、公平、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中发挥着积极主导作用。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也因此不断扩大。甚至，中国的财经专才已可以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建设性的领导作用。所有这些，都是国际经济与金融格局迈向合理与均衡发展轨道的积极可喜变化。

　　当然，中国必须看到，尽管西方已承认中国是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维护全球金融稳定的关键力量，并“乐意看到”中国发挥领导作用；但他们对中国崛起之后可能对世界政经格局可能带来变化的担心一天也没有减少。对西方国家来说，接受中国崛起与承认自身衰落同样是十分痛苦的。如果中国忽视了积极扩大国际经济与金融行为空间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阻力，则中国的崛起之路将非常坎坷。

　　同样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在积极扩大国际经济与金融行为空间的过程中，亟需镜鉴欧美主导国际经济秩序时的教训，追求重要权益分配与财富版图切割的公平性与公正性，力求将中国打造成新型国际经济与金融秩序的主要构建者与负责任力量。中国可以积极参与并争取主导国际经济与金融体系建设，但不可承担超越国力承受范围的国际义务。另一方面，应以共赢的原则争取实现重要权益分配与财富版图的切割。在致力于成为被广泛认可与接受的区域经济领袖基础上，合理整合新兴经济体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诉求，积极寻求与发达国家关于国际经济与金融体系改革的共识，拿出前瞻性的机制设计方案，以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提升中国的话语影响力。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