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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银行的董事长现如今并不好做，好比坐在火山口，时不时需要扮演一下救火队长的角色。还好，德瑞克一直是搞风险控制的，所以他在瑞信董事长的位子上颇显从容和自信。
德瑞克自称是一个频繁的“中国访问者”。在其职业生涯中，已经到访中国60多次，接近每年来两次。但是他说，他从来不认为自己了解中国，而正是觉得了解不够，想了解的兴趣才会始终不减。
他不像某些银行家那般严肃，只有企业标记而少有个人的烙印。他的表情一直很丰富。讲到有趣的事情，他自己也忍不住哈哈大笑。
⊙记者 郑晓舟 ○编辑 王颖
过去两年，金融圈风声鹤唳，瑞信却是这场危机的最大赢家之一，成为很多投行纷纷效仿的对象。尽管在2008年，瑞信也一度亏损82亿瑞士法郎，但2009年，瑞信迅速实现盈利。在第三季度，瑞信净利润达到24亿瑞士法郎，资本回报率达到25.1％。现在瑞信的竞争对手们开始正视这个劲敌。德瑞克相信，这一切并非靠运气，而是靠实力。
记者：我留意到，在2007年第一季度，你们就开始削减次贷和抵押债券证券业务，那时候市场还比较火，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或者数据让你感觉市场风雨欲来？
德瑞克： 其实早在2006年的时候，我们就感觉有些不对劲。当时，我作为瑞信集团副董事长和风险管理委员会主席，每天看无数的报表和数据，当时就感觉市场比较危险，但是说不上某个特别的事情或者数据。而且一般而言，市场好个六七年，通常就会来一次衰退。所以，我想应该是到了需要提高警惕的时候了。不过，公司这么大，问题也这么复杂, 想做和真正做需要一段时间，从着手做到做得有成效还有一段时间。真正着手调整是在2007年。
记者：2007年的时候，做这些战略调整，是不是特别困难？
德瑞克： 当时，我们的有毒资产包括三大部分：次级债、高收益金融产品和商业地产抵押债券。2007年1季度，我们开始削减次贷和抵押债权证券业务。2月，瑞信决定对Ｂ级住房贷款证券采取一系列短期的对冲活动。在瑞信与2007年第二季度业绩电话会议中，我们再次强调了对于次贷市场的担忧，决定大举投资外汇和利率产品等流动性强的领域。
当时的抉择的确很艰难，尤其有些正是我们的优势项目，比如我们退出的商业地产抵押贷款证券业务，是世界一流的。风险套利是另一项被关闭的业务。该业务开始于1994年，曾经在多个经济周期中取得优异成绩，但是由于该业务本质上仍有极强的波动性，无法达到银行新的业务标准要求，也被放弃了。
最困难的时候，瑞信的投行体系中有990亿瑞士法郎的受损资产，在2009年初，这一规模已经削减至80亿瑞士法郎。
当市场在2008年9月因雷曼兄弟破产而崩盘时，我们先前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得其比同业机构有着更强大的底气。尽管也有损失，但是我们没有依靠政府注资，而是通过自己增发新股，提升了我们的一级资本充足率。
记者： 市场总是反反复复，碰到危机的时候，大家都收缩战线，关闭高风险产品，但是过几年，是不是又会重新开始做高收益高风险的项目呢？
德瑞克：市场总是变化的，市场恢复，并且保持几年的繁荣，金融机构不可避免地又会进行一些高收益高风险的交易。这是很难平衡的一点。因为我们要对股东负责，要给他们赚取合理的回报，但是又不能太冒进，给自己带来太大的风险。
现在，都已经有人批评我们资本充足率太高，资金使用效率不高了。其实，市场总是几年好，几年坏，这样轮回的。但是身为董事长，我的重要任务，就是在控制风险和取得高回报之间做好平衡。既能够对股东负责，也能够把瑞信这家百年老店的历史延续下去。
我们骄傲的是，我们现在16.4%的一级资本充足率，已经达到瑞士对银行业2013年的监管要求。而且从瑞信100多年的历史看，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监管者要求我们提高资本充足率。
记者：现在大家普遍关心，在灾后监管方面，会不会出现过度监管？你认为一个好的监管框架是怎么样呢？
德瑞克：起火了，消防员来了，但是火灭之后，却出现了水患，这种并非不可能。我的确也比较担心在危机之后出现过度监管的问题，而一旦出现这样的现象，对银行业的健康发展乃至全球经济的复苏，都是不利的。条条框框太多，对银行束缚太多，不利于银行的正常经营和创新。
我认为，灾后监管，首先是国际协调，出台一个统一的监管方案。否则，各国各自为政，不利于真正实现对跨国银行的有效监管，而且银行为符合这些监管需求需要投入的人力和财力也更大。其次，对银行的监管尽量要求简单透明，也不能太过于细致。毕竟这个市场上，不同的投资者有不同的风险偏好。有些投资者喜欢普通股，有些喜欢债券，有些则喜欢高风险高收益的衍生产品。如果监管者只允许银行给投资者提供口味单一的菜，这显然不符合市场的需求也不利于银行业的发展。
记者：现在银行业是不是已经走出危机，迎来好日子了？
德瑞克：这场危机，给银行业带来的变化是深刻的。在未来，很多事情都会改变。全球银行业的整体框架都会发生巨大的改变，商业模式也会修正，新的监管要求也会陆续出台。过去两年的日子很困难，但是未来两年的调整期，也会很困难。
对瑞士来说，未来两年，将决定瑞士金融业在全球是否还具备竞争力。这不仅仅影响瑞士的就业情况，同时还影响到瑞士整个国家的前途，因为金融业是瑞士最重要的产业。
记者： 瑞信刚刚宣布，从明年1月1日开始，提高对高管的基本薪酬水平，现在银行高管的薪酬已经成为众矢之的，你们怎么还调高薪酬？
德瑞克：应该说，瑞信调整了新一年度的员工薪酬结构，调整后的薪酬结构，与G20峰会上对金融业所提出的要求相吻合。在新的框架下，董事以上高管的固定薪水部分都有所增加。在过去两年，瑞信根据市场情况对薪酬结构有所调整，现在情况变了，也应该再做调整。总体而言，瑞信对员工薪酬的原则没有变：固定薪酬和按表现划分的花红。按表现划分的花红包括现金、延期派发的股票和延期与ROE挂钩的现金奖赏。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员工和股东的利益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