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短期内不能改变的现状下，要摆脱资本大规模流入带来的包括人民币升值压力在内的一系列困扰，采取有效的防御性的措施应是必然的选择。

　　长期来说，鉴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不可能快速推进，笔者认为，人民币汇率应选择以SDR（IMF的特别提款权）作为锚，也就是以SDR的4种货币作为人民币汇率的形成基础。相比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汇率体系，国际资本仅根据美元汇率变化套利人民币，就增加了很大的难度。而挂钩SDR也就是要挂钩全球主要储备货币，有利于推进人民币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进程。

　　短期防御性措施的主要内容，笔者以为，首先应该是防御资本大规模流入，其次是如何管理流入的资本，避免结汇造成被动的流动性过剩，抵消货币政策的作用，制造通胀的货币环境带来经济风险。

　　短期措施归纳起来是三方面，固定汇率，遏制热钱，完全对冲。

　　从防御自身危机的角度，中国应排除万难，短期内有必要坚定不移地实施固定汇率。如此，就使任何人民币升值的政策预期落空。这一点非常重要。事实上，全世界在短期内都形成相对固定的汇率，对稳定国际贸易的形势是有利的。东南亚各国在亚洲经济危机时被迫浮动汇率，很快又恢复到相对美元的固定汇率，否则双边贸易的汇率风险太大，不利于稳定贸易走出危机恢复经济。

　　不过要充分认识到，美元反对推动固定汇率的机制是非常明确的。在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汇率是转嫁危机的重要手段。主权货币储备国家从来都是利用储备货币的优势，比如利用汇率维护自身利益，引发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危机也在所不惜。日元上世纪80年代被迫升值，南美频繁的债务危机，亚洲金融危机，都与汇率转嫁风险的大起大落有关。这就是主权储备货币的最大弊端。

　　另外，对非贸易、非直接投资资本流入采取管制措施。

　　有计算显示，不能被解释的流入资本的规模超过贸易和直接投资资本。一般来说，不能被解释的资本流入包括，跨国公司内部把资本项下的资金转化为贸易项下的资金；中国公司海外部分与国内部分的虚假贸易；借直接投资资本注入改变资本金用途；股权投资资本严格说来是介于直接投资资本与证券投资资本之间的一类资金，最容易以直接投资资本方式名正言顺流入，然后改变用途。

　　要把这些资本拦住，首先得界定这类资金。经历了多次资本大进大出以后，今天海关和外管局、商务部等部门应该积累了如何识别这类资本的经验和手段。若不能识别这类资本的真面目，或者识别以后网开一面，“禁令”就毫无意义了。还有，中国企业的海外各种机构上万，资金规模很大。国有大型企业无疑是主体。如果能让海外企业的外汇资产留在海外，会减少外汇积累快速上升的压力。

　　具体可能的操作思路，第一步，让大型企业国内和海外公司在会计上并表计算。海外公司对财政应上缴的税收和分红不用汇回外汇，国内公司用国内部分的利润代缴。第二步，成立类似新加坡“淡马锡公司”那样的机构管理国企海外资产。淡马锡公司以市场化的方式，代表财政部行使对新加坡国有企业的股东权利。按照市场变化，调整对国有企业的战略投资和发展战略；按照股东权益承接国有企业的分红和利润。淡马锡公司对国企的利润和分红进行海外投资的增值管理。投资收入一部分成为财政收入，增加财政积累；一部分成为将来在需要的时候对国企新的战略性投资的资金来源。

　　中国成立一个类似的公司专事管理国企海外资产，不仅短期内能缓解外汇储备快速增加的压力，从中长期来说，对于规范国企外汇资产的管理，使中国国企海外投资，并购得到更大的发展应该有非常积极和重要的作用。

　　当然，我们还要借助所有双边或多边国际合作平台，针锋相对地回应人民币汇率低估是中美贸易失衡主要原因的观点。使中国理直气壮地选择和实施固定汇率的政策。

　　再说如何管理流入的资本。

　　其一，对于正常的贸易顺差和直接投资的外汇流入，通过商业银行兑换以后，可以尝试通过财政部对银行发债的方式，购买一部分商业银行因为兑换积累的外汇，减少商业银行向央行结汇形成外汇占款的规模，减少央行结汇操作带来的基础货币发行的压力。财政部所购外汇，可以交由类淡马锡公司管理。

　　其二，商业银行通过央行结汇而产生的所谓外汇占款发出的基础货币，央行一定要通过票据发行或公开市场操作全额对冲。

　　其三，央行的资产负债表管理也可从账面上降低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压力。比如，财政部通过发放特别国债从央行购买了2000亿外汇储备资产以后，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外汇资产和负债都随之改变。如果外汇资产的投资渠道能进一步多元化，比如通过合适的方式，扩大中国进出口银行在非洲和东南亚的投资规模，也能降低央行外汇储备的账面规模。（作者系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