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涛
美国媒体说，奥巴马在访问新加坡和中国时，将传达如下信息：为促进世界经济“恢复平衡”，亚洲不能再依靠美国消费来维持增长了。他特别敦促中国调整经济政策以刺激内需；同时倡导美国减少消费、增加储蓄和提振出口。
理论上，要让亚洲出口和美国消费脱钩，并非不可能之任务。事实上，只要做到两点即可：一是以中国百姓为代表的亚洲居民多花钱，二是美国人学会存钱。而要实现上述两点，足够大的外部冲击是个前提。次贷危机及其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恰好提供了这么一种可能。
时间倒退回三个月前，人们似乎有充足理由相信：这场号称二战后最为严重的全球经济衰退最终将深刻改变一切；无论是亚洲还是美国，都必须做好准备迎接转型期阵痛。
亚洲国家今年上半年出口普遍遭受沉重打击，经济增长的动力不得不更多依赖国内消费需求。以中国为例，上半年出口同比下降21.8%，跌幅为多年来罕见，其中对美出口数量下降14.1%；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却同比增长了15.0%，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是高达53.4%，显著高于去年全年45.7%的水平。而美国个人储蓄率出现难得一见的强劲增长。从2008年8月的0.8%升至2009年5月的6.9%，为过去15年以来最高水平。许多人深信，危机已教会了美国人储蓄，美国可以靠自身储蓄为本国投资融资，而无须仰赖来自亚洲、特别是中国的资本。曾成功预言到次贷危机的纽约大学教授鲁比尼甚至称，美国个人储蓄率最终将达到10%至11%。根据开放宏观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储蓄减去投资即等于净出口，美国甚至还有可能转而成为一个贸易出口大国，最低限度也足以大大降低来自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的进口。
然而，到了第三季度，情况又发生了微妙变化，足以颠覆此前人们的种种幻觉：随着全球经济逐步企稳，中国出口降幅明显收窄，而美国个人储蓄率经历短暂回升后重新滑落，7、8、9月分别降至4.0%、2.8%和3.3%，似乎正朝危机前的水平收敛。当然，一些人可以辩称，美国经济只是“无就业的复苏”——失业率仍在攀升，这不可能不对美国居民形成巨大压力，迫使其捂紧口袋，增加储蓄，10月美国消费信心指数再度下滑便是明证。但问题是，在全球经济复苏越来越强烈的预期支配下，美国居民未来消费信心终将随之坚定起来。一般预计，失业率将在明年上半年见顶，届时，美国个人储蓄率还将进一步下滑。此外，全球经济复苏阶段，原油价格的飙升也将压缩美国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和储蓄空间。如果上述趋势成立，美国迟早将回到透支消费时代，而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依然可以恢复甚至扩大对美出口。
显然，导致这种戏剧般变化的重要原因在于，这场危机持续的时间和破坏性都被大大高估了。笔者同意，经过80年的锤炼，大萧条留下的若干惨痛教训及其催生出的现代宏观经济学方法，早已深深印刻在各国经济政策制定者心中，时刻警示他们避免犯下低级错误。当然，更为直接的原因在于，过去一年来无论是中国消费的增长、还是美国储蓄率的回升，背后的支撑力量都是暂时的，一旦经济刺激手段后劲不足，消费和储蓄的表面繁荣都会迅速退潮。
从中国的立场来看，短期内离开美国这个最重要的消费市场并不现实。一方面，中国庞大的产能，仅靠内需是远远无法吸收的；另一方面，虽然出口市场可以多元化，但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尚无能力取代美国。更何况，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本来就与中国在出口产品上存在某种同质性和竞争关系。
若真想改变美国人的消费习惯，釜底抽薪的办法是美国通过立法对金融创新做出某种限制，约束居民借贷消费的便利。不过，这种反市场的举措在美国能获得多少支持令人怀疑。既然此路不通，要想缩减对华贸易逆差，就只剩反倾销、反补贴等非关税壁垒，以及通过政治压力迫使人民币升值等招数了。但以往的经验证明，这并不能让中国做出实质让步。
笔者认为，中国制造真正的挑战或将来自亚洲内部。此次APEC峰会前后，美国开始在汇率问题上分化亚洲国家，拉拢一些国家提出建立“符合经济基本面的汇率市场定价机制”倡议，其针对中国的意图非常明显。印度、韩国及一些东盟国家企业对于中国人民币汇率钉住美元的不满情绪之所以越来越高，说到底，还是近来这些国家货币相对于美元都在升值，而人民币由于牢牢钉住美元，在对美出口方面占据了一定优势。
或许我们不必理会这些国家的态度，但有一点必须意识到：在印度等国人口红利逐步上升的同时，中国却面临着老龄化加速和年轻人口比例降低的威胁，一点一点丧失在劳动力密集型制造领域的传统优势。除了汇率优势外，我们究竟还有什么可称得上是核心竞争力的？这一升一降之间，或将危及中国作为“世界工场”的地位。在中国制造业还没有占据高端市场之前，必须有危机意识，尽快调整战略结构。这种转变决不应只是政府的一厢情愿，而必须成为企业内生的迫切需求。
（作者为宏观经济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