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长征
有关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指标体系合理性、透明度及应否提高CPI中居住类权重的议论，最近在国内争论得很热烈。一方提出，假若中国的CPI指标体系设计与时俱进，则当前房价的高涨会在带动其他物价上升后激发未来的通货膨胀。而房地产企业界的一些代表人物则强调，无论房价是涨是跌，都与CPI的直接统计和计算无关。
而环视当今各国，一个正在萌动的趋势是，不管CPI是否直接传递商品住房价格的变化程度，中央银行的视野已不再局限于CPI通胀（即商品价格通胀），房地产、股票等收益型资产的价格变化正在进入央行的监测目标。以住多数时候，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的关系，属于央行人士及学术界的讨论范畴，而经历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惨烈洗礼，一些与之相关的认知得以提升、汇聚，并很可能改变央行的追求目标及行为方式。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提示，更多的央行已被赋予维护国家金融稳定的职责。国际清算银行也有同感，认为本次危机后，各国央行在这方面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国际清算银行于今年5月发出的《央行治理问题报告》 ，以现代中央银行这一名称，以示央行职责在此轮金融危机前后之变化。我国央行本月发布的 《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二OO九年第三季度）》也提到，在金融调控上也有必要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框架，更加关注更广泛意义上的整体价格稳定，并加强国际间的沟通、协调，共同维护币值和金融体系的稳定。
显然，经过这场金融危机，各国央行在货币政策决策中,将更多地考虑任何实现金融稳定的可能，因为金融市场的动荡将对货币稳定造成负面影响，对经济周期产生负面作用，且扭曲货币传导机制。
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张晓慧也提出 ，经济全球化改变了通货膨胀的生成机理。一方面全球化大大增强工业生产和供给能力，抑制了一般性商品价格上涨，另一方面，经济成长使得初级产品和资产的需求大增，加上金融投机的推动，初级产品和资产价格更易大幅上涨。看来，有必要更加关注消费物价指数之外，更为广泛的物价变动。
现在，将资产价格变化列入央行的监测议程已无多少异议，这可算作后危机时代的一项共识。而是否明确赋予央行关注资产价格变化的职责，各国将视其具体情况而定。
央行的真正考验是在资产价格泡沫化过程中如何行动。
不是所有的资产泡沫都一样。曾在美联储任职的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S·米什金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员都已悟出此道。米什金提出，货币政策不应针对或去刺破可能的资产价格泡沫，而应关注其对就业和通胀的影响，然后将政策调整至确保可持续的就业和价格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示人们，资产泡沫对于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部门的卷入，以及价格膨胀是否与金融、居民或企业部门的高杠杆率相连。
相对而言，住房是各收益型资产中易于观察的一类。研究发现，住房也是影响家庭及银行部门程度最深的资产 。历史经验显示，尤其是在抵押贷款市场较为发达、“金融加速机制”效应较为明显的经济体中，货币决策应更为重视房价变动。可以在货币政策风险管理框架下做到这一点，在房价迅速上升或房价脱离正常价格区间时“逆流而动”。
对于股票价格波动，各方观察者不得不注意到以下影响因素：复杂的内外部基本面、投机力量以及投资人情绪、心理的多变。中国的多数学者的观点是，货币政策对此予以“关注”而非“盯住”，这似乎更容易找到赞同者。
那么，央行的政策目标还锁定在通胀吗？以前可能如此，现在未必。
梳理现代金融史，特别是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教训，货币政策执行者不难发现，通胀并不会在资产价格泡沫破裂前明显表现出异常。稳定的通胀有时对金融管理者来说更像迷惑性信号，而较长时间的低利率环境更像是投资者意志的麻醉药。
历史也提示了线索：信贷增长、住房投资占GDP的比重、经常项目差额、资产价格显著攀升等等变量，提供了更实用的泡沫破灭先兆，这些先行指标或许更值得货币政策制定者重视。信贷条件放松、债务持续增加，显然加大了泡沫积聚的风险。
资产泡沫形成之初，央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是需要的，但不一定马上见效。基于国内对需求和资产价格的担忧加大，央行可以考虑加大紧缩力度，而不只是出于在今后一两年中控制通胀目标的需要。
中央银行是否需要新的工具？如果是，什么工具？它会用货币政策来对付金融稳定目标的需要吗？金融稳定与币值稳定目标有无决策冲突？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显得极富现实意义。
除此之外，中央银行需要货币政策之外更宽广的框架，这便需要与财政、监管等其他权力职能机构增进沟通、分工合作，达成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措施的协调，这些审慎工具将成为利率政策的有益补充。
（作者系资深财经评论员，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