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贵
有迹象显示，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可能提前在本月底举行。回顾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的中国经济表现，尽管有诸多值得检讨之处，但通过落实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在全球主要经济体迄今尚未从衰退泥淖中上岸的背景下，中国经济能基本完成去年定下的短期经济目标，实属不易。中国应对经济危机的调控水准也证明：宏观经济决策一定要符合国情。
但也应当承认，要驾驭中国这样一个年GDP接近5万亿美元的巨型经济体，如果没有一套基于中国国情与经济改革实践同时又不乏国际普适性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指导，如果没有一套基于上述理论体系形成的前瞻性经济政策体系的指导，仅靠过去那种多半是“见招拆招”式的宏观调控，至多只能解决表面问题，很难构建一种使经济保持持续活力的增长机制；事实上，无论是过去一年来刺激经济政策的执行效果还是过去30年间经济改革实践的成效，尽管成绩毋庸置疑，但宏观经济风险不断累积以及经济内外失衡持续加剧却是不争的事实。2007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曾首次压过投资；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在2005年至2007年也曾达到了2.5、2.2、2.3个百分点；但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去年净出口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只有0.8个百分点了。由于消费不振，今年前三季度的经济增长动力几乎来源于投资，以至于在今年前三季7.7%的GDP增幅中，有7.3个百分点是由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对投资的倚重使得六大行业产能普遍过剩；至于今年以来高达9万亿元的信贷投放引致的流动性过剩进而导致资产价格持续走高，以及隐约可闻的通胀脚步和财政赤字的显著增加，无疑是政府在新一年无法忽视的经济风险。
尤其令人忧虑的是，各级各地政府以及有关部委基于完成短期经济目标的考虑，今年以来暂时放弃了或搁置了本应立即执行的改革措施。例如，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在《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深化垄断行业改革，拓宽民间投资的领域和渠道；大力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和节能环保体制改革，以转变发展方式。但在实际执行中，进展相当缓慢。掌握重要资源价格控制权的有关部门以及权力或影响力极大的既得利益群体，长期以来受益于要素市场价格人为扭曲所带来的巨大好处，对改革的抵制非常强烈。然而，改革的人为拖延，以及各级各地政府为了工具价值而牺牲经济转型时机，从长期来看其成本肯定大于收益。
明年是“十一五”发展规划的收官之年。尽管国内外有关机构普遍看好明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势头，但在全球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前景依然不明朗以及国内制约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相关要素难有根本改观的情况下，明年8%以上的经济增长乐观预期，更多体现的是经济指标意义。在业已启动的“十二五”发展规划制定中，政府既要关注如何使中国经济保持适度快速增长，更要正视经济领域里的诸多突出矛盾，亟需将改革的着力点放在破解制约经济转型的要素瓶颈上。时不我待。笔者认为，“十二五”既是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全面提升的过渡时期，也是中国经济能否初步实现增长动力切换的关键五年。中国经济既要保持适度快速增长，更要切实把握战略转型的时间窗口，切勿拖延市场化改革，以减少经济战略转型的边际成本。
要想避免日本式的衰退，中国就必须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与提振内需等方面有真正突破。拿出实质性措施治理内外经济失衡，以早日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切换。对“十一五”规划中提出的一些比较好的思路，政府一方面应集中海内外真正关心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学人与有关市场人士的智慧，通过周密论证，拿出一套关于中国经济战略转型的整体性框架来；并结合业已开始的新一轮全球产业革命尤其是低碳排放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硬约束，制定中国未来五年、十年乃至更长时间里的主导产业发展导向；另一方面，更要思考如何加强政策的执行力，防止好的改革措施在执行中变调甚至干脆不执行的现象屡屡重演。尤其是要加大对地方政府投资冲动的约束，切实改变现有的政绩考核体系，解除各级各地官员的GDP情结。谁都知道，进一步改革的突破口应该是政府管理体制，加快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结构性改革步伐。即在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同时，通过相关制度设计，实现政府转型，使得市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确立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使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财税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以及农村改革相结合，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银行业改革以及证券市场基础制度改革相结合，以建立公平的宏观经济环境和使经济主体保持活力的微观机制。进一步地，政府在释放权力、加快市场与法治建设的同时，应通过适当的转移支付，实现财富积累由政府向民间尤其是广大民众的有序转移，真正做到藏富于民，并辅之以高质量的教育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最后，“十二五”期间，应切实提高投资质量和资本积累的有效性，将经济增长的重心转到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以给资本寻找新的投资渠道并创造新的需求。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