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前夕，有关官员在媒体上频频发声，对于货币政策的未来走向有相似的表述。不论是吴晓灵有关存在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可能的说法，还是周小川存款利率过低会减小金融机构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压力的看法，抑或樊纲提醒财产泡沫风险或者资产泡沫风险值得警惕的意见，比较一致的观点就是，目前的宽松货币政策在未来应有所调整，只是在政策调整时机和力度的把握上需要认真斟酌，以保证在经济刺激政策得以有效延续的同时，降低未来出现新的经济危机萌芽的可能。

　　在众多的货币政策调整方案之中，提高资本充足率以抑制银行业放贷冲动，似乎已逐步成为一种最优选择。有消息说，在前期银监会调整了银行同业互持次级债和混合资本债计入附属资本的比例和方式之后，最近银监会拟开始对商业银行实行信贷控制，并提高大型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至13%，由于目前大型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多在11%至12%附近，这也就意味这些银行面临着和前期股份制商业银行一样的巨额融资压力，其中中国银行因资本充足率在几大上市国有商业银行中最低，因此需要融资超过1000亿元。而根据法国巴黎银行的报告，即便是将资本充足率维持在12%，中国的上市银行仍然需要高达3680亿元的资本金补充。

　　虽然在本周一晚间银监会对这一消息作了澄清，但周二的《华尔街日报》和彭博等外国媒体依旧援引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等多家银行内部人士的消息，承认正在研究提高资本充足率以满足有关资本监管要求的方案，由此导致相关银行的个股股价在周二下午大幅下跌，同时也引发上证指数出现自3360点以上的高位暴挫100多点的走势。

　　监管部门否认了提高资本充足率的说法，但从世界范围的大趋势看，由于此次金融危机所体现出的一个现象是，银行资本充足率特别是核心资本充足率必须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才能充分应对突发性的全球金融风险，所以，提升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应对未来的金融危机挑战，已然成了全球各国逐步达成的一个共识。英美等国对此倡议尤为积极，而欧洲的其他国家虽然对于提升资本充足率可能对银行业造成冲击有所顾忌，但也不得不承认，这是未来的大趋势，巴塞尔协议中有关8%的银行资本充足率似已面临修改。

　　对于中国的大型商业银行而言，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由于在国际衍生品市场介入不深，国内的实体经济衰退程度较国外为弱等因素的影响，整体资产质量并没有出现大问题。但在今年以来的信贷狂飙之中，银行业大规模的集中放贷，引发了资本充足率的严重下滑，由此加重了市场对于未来信贷资产质量的担忧。而要遏制银行的放贷冲动，除了窗口指导等手段外，提升对于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要求，也是一个可选择的手段。而且，这一手段同时还具备了帮助银行提升抵御未来金融风险能力的功用，在当前环境下可谓一箭双雕之举。

　　相比提升准备金率或者动用利率杠杆，笔者以为，提升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这一做法在目前更有助于实现货币政策的结构性微调。毕竟，仅从窗口指导等方面着手遏制银行的放贷冲动，从今年的现实情况看似乎功效不大，而提升资本充足率的要求，由于其同时对于不达标的银行在市场准入、对外投资、增设机构、业务扩张等方面有诸多限制，通常能比较好地控制未来的银行信贷规模，也能使银行业有更充分的资本缓冲应对由于信贷过度宽松而可能引发的放贷损失。当然，大幅提升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意味着资本市场将面临极为沉重的融资压力，也将会导致股指一定程度的回落。但从中长期来看，拥有健康而足以应对突发性金融危机的银行体系，对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平稳发展和实体经济的持续走好，将会是利大于弊。

　　（作者系东航金融注册金融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