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英杰
近期多种指标和数据都表明，中国经济似乎已经踏上了复苏增长之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更显示出增长之强劲。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在第三季度增长8.9%，第二季度则增长了7.9%，今年经济增长保8不成问题。
眼下来说，如何启动国内消费需求是头等大事。有需求才有增长，有需求才有就业，在贸易保护日渐抬头的当下，国内需求至关重要。启动国内消费需求，主要面临三大障碍：一是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如何维护好，二是社会分配不公现象如何缓解，三是社会保障制度如何加快完善。后两件事情非短期内能够很好地解决，至于经济增长更需关注可持续性。
实事求是地看，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是解决社会分配不公和不断完善社保机制的大前提，发展中的问题只能在可持续的发展中得到解决。关键是如何实现可持续的发展。从世界金融发展史看，每一次金融危机甚至是经济危机都在无形中迫使一些国家调整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特别是重视科技革命的先导作用。以美国为例，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促使美国强化国家战略在推动科技进步中的引领作用以及促进社会保障机制的完善。这场世界经济危机引发了以电子、航空和核能等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美国在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美国经济提供了飞速增长的机遇，到上世纪80年代时，美国股市已经历了50年的牛市，1987年美国股市异常繁荣，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实际经济的增长速度，金融交易的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世界贸易的发展速度，最终导致1987年美国股灾。随后，美国经济不得不进行结构性调整，美国实施的“星球大战”、“信息高速公路”、“数字地球”等大型计划引发了信息技术革命，从而使得美国一直站在科技革命的前沿。
反观当今仍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1987年的美国股灾并没有使日本受到很大的冲击，其经济迅速恢复，出口持续增长，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再加上日元持续升值，日本资产市场泡沫日益累积，日经指数两三年之内迅速飙升至39000点；房地产市场泡沫飞涨，在其顶峰时期，东京皇宫所覆盖土地的理论价值甚至超过了整个加州。但随后的泡沫的破灭导致日本经济持续低迷，日经指数二十年后的今天仍在万点附近徘徊。
显而易见，今天的中国也在滋生着某种泡沫，似乎可以预见，以大量低廉劳动力为支撑的中国出口将会迅速回升，外贸顺差也会可持续增长，如果再加上人民币的不断升值，可以想到的是股市、房市泡沫将会不断膨胀。在2008年顶峰时期，上海股市的市净率超过7倍，远高于1989年日本股市39000点时的5倍。经过过去一年多的震荡，这一比率已经降至3.5倍，但依然是世界第二高水平，仅次于印度。而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已是有目共睹，房价上涨速度令人惊愕。中国经济确实在增长，但有理由支撑股市和房市如此增速吗？更何况，股市表现并不与GDP增长有必然的正相关。君不见，日本出现经济奇迹的几年里，股市表现低迷，而以美元计算，韩国、中国台湾和泰国等高增长率经济体的市场指数20年来鲜有增长。
今天，我们在为10年后的汽车修建高速公路，但不要忘了，我们更应该为50年100年后中华民族之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构筑强大的人力资源库。美国的教育体制为其领先的科技、快速发展的经济提供了各类人才。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比例不到5%，美国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数却占全球获得该奖人数的70%以上，就是明证。但最近，美国总统奥巴马却“危言耸听”，他说，美国在数学和科学教育方面已经被赶超了，美国今天教育的失败将直接导致21世纪美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的失败。眼下，在金融危机前景仍不明朗的背景下，美国政府拿出巨额资金支持教育改革。为应对此次金融危机，美国更多地将精力放到了改革上（教育、医疗等），放到了如何更好地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上（生物技术、新能源开发等）。这些做法值得我们深思。
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危机往往孕育着新的科技革命。正是科技上的重大突破和创新，推动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提供新的增长引擎，使经济重新恢复平衡并提升到新的更高水平。谁能在科技创新方面占据优势，谁就能掌握发展的主动权，率先复苏并走向繁荣。在应对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中，各国正在进行抢占经济科技制高点的竞赛，全球将进入空前的创新密集和产业振兴时代。科技对于经济的强大推动力已经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才更为明显，一项技术发明应用于经济的时间也大大缩短。早在1931年，法拉第就发现了电磁感应，但是直到半个世纪之后，变压器和发动机才成为重要商品。相比之下，赫兹于1887年发现了赫兹波，仅仅9年后，马克尼就发明了一种仪器，把赫兹波应用于商业。伦琴发现的X射线在医学上的应用所花时间更短。在科学研究方面，西方到伽利略时代，即1600年前后，就已经超过了中国，从那时起，这种差距越拉越大。现代西方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科学技术的成功，而西方技术成功的原因则在于基础科学的成就。
建设创新性国家已经成为我国的重大发展战略目标，要推动中国经济在更长时期内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走上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轨道，就必须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战略目标，把可持续发展作为战略方向，把争夺经济科技制高点作为战略重点，逐步使新兴战略性产业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最关键的着力点，首先应在于培养人才。钱学森先生一直在追问：我们的学校为何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先生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没有基础科学的成就，就不会有科技创新；没有教育的成功，就不会有基础科学的成就。办教育同搞经济一样，必须选择真正的投资者。确保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需要有一大批投资者，他们不会从维持某种不经济的产业现状中得到任何经济收益或政治利益。要想让社会决策基于这样一个原则，即沉没成本不应影响未来的决策，就需要有这样一批投资人，对他们来说，沉没成本的价值的确等于零。中国的教育同样如此，要真正地进行教育体制的改革，必须创造环境和条件，创新制度和体制，使这样的投资者应运而生，这就需要我们的改革者拿出大的勇气，甚至做出大的牺牲。
在应对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中，中国的表现可圈可点。及时的公共支出、宽松的货币政策，为稳定经济作出了贡献。但更需要自问的是，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保持中国经济良好势头的可持续性？我们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哪些基础？危机中的增长是有代价的，问题是这种代价会有多大。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