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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政府投资未能产生效益的地方
    2009年12月01日      来源:上海证券报      作者:乔新生
      乔新生
      可以肯定,在即将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政府一定会总结应对经济危机的经验和教训,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找到新的增长点。

      不错,今年第四季度中国GDP增长率将会超过10%,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复苏和高速增长,中国投资型拉动经济的态势非但没有改变,反而进一步加重,由于潜在的通货膨胀趋势,居民消费需求反而被进一步抑制。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现在人们感到困惑的是,世界金融危机到来时,美国政府同样加大财政投入,为什么美国政府能够从经济复苏中获得巨额的收益,而中国政府巨额的财政投入,虽然拉动经济的增长,但却出现了规模不经济现象呢?

      其实,说起来非常简单。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决定了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出现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单靠政府的宏观调控无法避免危机,只能减少危机带来的损害。西方国家在长期应对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规律性的东西,甚至一些西方政府还能从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案中获得巨额收益。据巴菲特透露,当初华尔街的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出现支付危机时,国际投资专家已意识到,这是经济危机爆发的苗头,也是再投资的绝佳机会。当时英国的投资银行准备接管雷曼兄弟,但需要巴菲特的资金担保。由于巴菲特不擅长使用现代手机,白白错过了这一投资良机。雷曼兄弟的破产进一步加剧了华尔街金融危机,并且由于金融衍生产品的传导作用,使得世界其他国家也陷入到经济恐慌之中。换句话说,在这一轮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中,既有企业遭遇严重的财务危机,也有企业面临重大的商机。只不过由于阴差阳错,导致经济危机进一步扩大。而美国政府审时度势,及时动用财政资金接管投资银行,从而成为抄底成功的最大“投资商”。

      随着世界经济复苏,华尔街的金融机构起死回生,美国财政投入非但没有打水漂,反而有可能得到巨额回报。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美国政府与美国的金融投资家们一道,通过操纵世界金融市场,把金融危机造成的各种损失转嫁到其他国家。由于美国掌握着世界金融市场的主导权和通用货币的铸造权,其他国家的财政投入则有可能会血本无归,而无论是美国金融投资者还是美国财政部,都通过金融市场的重新洗牌,获得了或可能获得巨额收益。

      这就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并未导致资本主义轰然倒塌,反而成为政府调控市场聚敛财富的契机。市场经济的外部性使得本国经济转危为安,但却使得其他国家遭受磨难。如果说美国政府是以投资者的身份介入金融市场,那么,中国政府则是以慈善家的身份解决经济问题。正如许多学者所看到的那样,中国政府采取了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措施,从而一举扭转经济颓势。但是,中央政府的投资主要用于铁公基(铁路、公路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周期很长,在短期内很难收到效益。国有企业是政府投资的主体,政府的投资除了得到法定的税收之外,不可能有其他的投资收益。更主要的是,由于地方政府提供了大量的配套资金,而这些资金几乎全部用于基础设施投资方面,所以,这些投资能否获得收益还是一个未知数。

      对美国政府来说,解决金融危机,既是难题,同时也是契机;而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为了应付金融危机,不仅要加大财政投入,更重要的是,还必须为政府投资搭上政府的信誉。

      所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恐怕不仅仅是要解决投资扩张所带来的通货膨胀问题,更要解决政府投资的效益问题。如果政府这些投资不能产生效益,那么,不仅会进一步扭曲中国的市场经济,而且会改变中国社会资源的分配走向,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

      这些年来一旦中国经济出现问题,加大政府投资都是屡试不爽的拯救法宝。政府投资改变了中国的经济面貌,但是,政府投资并没能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居民的福利状况。现在一些经济学家老调重弹,提出要刺激消费,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但是,在目前的资源配置条件下,这样的方案具有可操作性吗?

      笔者早就指出,在公有制条件下政府不仅要看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同时也要看到生活资料的公有制,千方百计地提高居民的生活福利,从而使经济发展处于良性循环状态。扩大居民的消费,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同样是解决经济问题的重要手段。越是在经济困难的时候,政府越是要舍得为改善居民的福利花钱。当务之急,政府要让居民在医疗、住房、教育方面不再有后顾之忧,让中国居民能够像发达国家居民那样,通过信用消费实现生活的健康发展,通过储蓄消费确保生活的稳定发展。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