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贵
显然，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承载着较以往更为重要的使命。一年前，在国际经济危局下，中国面临的是如何避免经济硬着陆，因此保增长是第一要务。调结构、促发展、惠民生等高难度命题，某种意义上说只是国家在完成保增长任务前提下的优先选项。一年来的经济运行效果表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高度动员力和资源整合力的国家，保持经济适度增长已不再是一项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经济任务。美欧等发达国家短期内无法实现的经济指标，对中国来说则没有太大的实现难度。所以，面对中国一年来经济基本面的相对稳定以及在国际经济治理中话语权的持续扩大，西方不少人臆测，中国是本轮经济与金融危机的胜利者。面对国际社会给中国经济戴高帽，相信包括最高决策层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明白：一场经济与金融危机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经济的既有格局。中国至多只是全球经济力量变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非核心要素，在相当长时期内仍需夯实国内经济基础。中国经济不仅有远虑，更有近忧。
事实上，中国经济尽管在规模上不断做大，但自1995年便开始谋求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不仅没有取得关键性突破，反而在应对两次国际经济危机和促进就业的大背景下，一拖再拖，如今差不多到了积重难返的境地。也许，我们可以用比较优势理论来为经济转型的迟缓辩护。因为根据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决定最优分工。中国多年来一直维持的低成本劳动力禀赋意味着，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是发挥中国竞争优势的最优选择。而从微观企业的角度，资本回报率下降是推进技术进步的关键动力，但中国的人口红利使得资本回报率没有出现发达国家所经历的下降过程。因此，尽管依靠投资和出口支撑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一直备受诟病，却是中国经济近20年来保持高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然而，如今的现实却是，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商务成本急速提高，人口红利在逐年递减，原先拥有的比较优势几乎消失殆尽。而“全民补贴生产”、消费受到严重抑制的增长模式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负担。已有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即将进入“U”型经济周期，其在底部停留的时间取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速度，也就是如何将经济增长拉动引擎转到消费上来。但约束管理层调控经济行为空间的一大要素却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加上收入分配格局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可供民众分配的最终财富不多，民众的消费能力与消费欲望一直难有实质性改观。偏偏民众消费的产品还高度市场化，尤其是作为重要消费对象的住房，价格高度市场化，形成了民众的实际购买力与居高难下的房价之间的巨大落差，大大抑制了内需。显然，如果不能根本改变生产要素价格的持续扭曲局面，如果产业结构不能升级，如果支撑消费增长的社会福利体系不能建立，依靠消费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只是“单相思”。
由此，切实转变经济增长观念，制定并落实经济结构调整时间表，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培育高端产业竞争优势，尽快摆脱既有经济增长方式的“路径依赖”，通过产业调整、技术进步与消费驱动打造内生经济增长模式，成了破解中国经济转型这一关键命题的关键环节。
应该说，过去十年来，中国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已初步具备了经济转型所需要的相关物质条件，有相当的财力来支持建立初步覆盖全社会的社会福利体系。然而，从经济政策的落实情况来看，执行难一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迟迟没有解决的通病。现在，制约社会福利体系建设的最主要因素，是各级各地政府尚未从促进经济转型的战略层面来认识建立健全社会福利体系的紧迫性，以至迟迟迈不开降低行政管理开支占公共支出的比例，减少公共支出过程中的调整成本，以健全的社会福利体系支撑经济增长转型的脚步。
另一方面，中国也已初步具备了经济内生性增长的技术条件，即：规模经济和技术诀窍、较为完善的资本组织与动员体系、一定数量的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供给，以及相对完整的自主创新体系。因此，中国有条件的省市区应发挥研发优势，合理整合技术资源，在承接世界先进制造业的技术转移，加强与国际领先制造企业技术合作的基础上，结合京沪以及珠三角等地的研发与制造能力，强化和凸显制造业的服务功能，构建制造业高端服务体系。凭借这样的优势，应该有能力尽快将中国建成先进制造业的生产中心、研发中心和运营中心，着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新的增长引擎，使经济重新恢复平衡并提升到更高水平，由此彻底摆脱既有经济增长方式的“路径依赖”。
基于此，在明年以及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唯有推进结构性改革，尽力破除制约改革进一步发展的瓶颈，着力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尤其是要加强法治建设，以约束政府和“经济人”的行为。尤其是约束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不当干预，遏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鼓励民间投资，使经济增长由政府主导的需求平稳过渡到市场主导的需求上来，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必须克服制约经济持续增长的技术“短板”，以高水平自主创新打破上游企业的技术锁定。同时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优化产业配套环境，提升服务业尤其是高端服务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度，使服务业成为引领中国经济新一轮发展的重要动力。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