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坚
2009年是中国经济苦战全球金融危机取得让世人瞩目的不凡成绩的一年。但在治理危机的过程中，让中国社会的上上下下都看到了中国经济自身存在的很多结构性问题：有的是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必然要面临的挑战，有的则是结构失衡的发展模式所带来的各种冲突造成的，不管是哪一类，如果拿不出针对性和有效性的解决方法，2010年我们就会遭遇到更多、更严峻的来自海内外各方面的压力和挑战。
中国必须探索经济发展的新路径。尽管我们还处于经济的发展阶段，人口红利在目前还是优势，投资增长空间与发达国家比还十分可观，而消费市场的能量短期内很难像发达国家那样成为推动经济的市场主旋律，之所以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推动内需作为明年重中之重的任务来抓，我想，主要是出于几个战略性的思考：
首先，中国经济总体规模即将超越日本，而全球经济尤其是一直以来支撑世界各国出口市场的美国经济还没有摆脱金融危机的深度影响，此时，我们下大决心挖掘潜在消费能力，不仅是争取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好时机，也是保持在世界舞台上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的不二选择。
其次，这场全球金融大海啸，让中国看到了金融全球化给经济全球化所带来财富效应背后的重重负担和风险，鉴于现实还无法有效监管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运营模式，而美国双赤字继续膨胀给中国外汇财富还可能造成更大麻烦，我们需要国内市场来支撑中国经济不断发展所需要的产能扩张的局面。
再者，如果我们一直安心于世界加工厂的地位，安心于这种解决中国就业的传统模式，那就不可能把提高附加价值服务高端客户的理念根植于企业内部的战略发展计划来谋求利润的最大化，于是，日益增大的中国富人阶层除了对高档房地产投资的需求外，就会把大量财富带出没有品牌、没有高附加价值、也没有诚信的中国消费市场，他们财富的流失将会成为导致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恶性循环的根源之一。具体表现为轻视教育、轻视研发、过度追求高风险的收益来源（股市、楼市的泡沫因为社会整体的过度投资而引起）、贫富分化加剧（富人财富向国内中低收入阶层的有效转移渠道因为生产结构的不匹配和经营理念的不到位而严重缺失）、企业对汇率和利率波动以及海外大宗商品的价格上升十分敏感，政府和金融机构外汇财富风险不断累积、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很难体现等各种深层次的“结构问题”。如果中国建立起在客户导向市场基础上的经济产业结构，伴随收入良性再分配的市场内需机制能够盘活起来，上述问题就可能会出现很大改观。
为此，明年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内涵、执行方式和力度上都会有实质性的转变。在财政政策实施方式上，政府从第一线参与投资和以公共消费拉动经济复苏的主力军角色，慢慢地向“服务性政府”角色转变。比如，为民间资本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为提高“含金量”的资本流入（比如，环境优化项目的外资，新能源技术共同开发的外资，品牌服务和提供高端消费产品的外资等）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政府为农村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继续提供基础设施建设的服务，为提高中国企业的技术竞争力提供教育和研发的财力保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继续加快和提高公共投资的力度和效率等。当然，所有那些因为前期量的扩张所可能造成的重复建设、过剩产能以及形象工程的项目都会受到严格控制，以尽快结束牺牲效率耗费资源的“输血型”经济发展方式，尽快建立由市场自身“造血功能”复苏所带来的有活力的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由此可以说，明年最富有挑战性的就是货币政策。它既要保增长（从而保证结构调整的成本最小）又要防通胀，既要控制国内信贷膨胀，又要抑制国外热钱大举流入。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未来的一年中，我们对投资和消费时机的把握难度可能会不断加大。
中国政府从其他国家结构调整的经验和教训中得知，没有良好的经济环境，再科学的结构调整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比如，就业率下降，经济增长放慢等现象，从而导致社会对改革信任度的降低，严重的话，会使得政府不得不放弃本来应该重视和贯彻到底的“结构调整”。因此，明年的货币政策会更加注意灵活性和平衡性，会在充分保证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宽松货币政策环境的基础上，运用一些非对称的调控手段，即对过热的行业进行“信用配给”或加大贷款利率和窗口指导，银监会也会加大相关信贷监管，而对需要扶持的新兴产业则给予优惠的融资条件，以此来改变目前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转变的不良局面。甚至在适当时候，会通过口头干预和直接干预，让价格泡沫过于膨胀的市场释放掉积累过多的风险，并通过这种“释放风险”的做法诱导金融资本向产业资本“再回归”。
另外，我们要注意全球范围内推动的低碳经济发展的程度，随时做好调整思维方式的准备。这已不是一个某些国家所提倡的未来发展的理念问题，而是世界经济正在朝着“新标准”迈进的过程。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新标准如何在现有的以重工业主导的产业结构中渗透进来，它所带来的放弃旧产能引起的增长放慢、失业增加的风险该如何消化和分散。究竟是提前接受低碳经济加快针对性的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还是继续发挥现在的比较优势以维持增长和就业水平，不光是决策部门的艰难选择，企业、甚至个人都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有很多学者指出，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是互为促进的。但我们也看到，盲目的产业结构转型导致经济金融危机的新兴市场国家也不在少数。这里面真的需要全社会的智慧、勇气和共识！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